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倪邦文建议，可参照“划片”入学的方式，让随迁子女就近上学；也可以采取“积分制”，务工人员工作达一定年限后，随迁子女可享受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其所在区和街道附近上学。“户籍方面，目前除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以外，大多数城市都逐渐放开接受具备条件的流动人口落户，以后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问题也会逐步好转。”
办学“小而美” 老师灵活调配
对于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给予留守儿童好的教育，并非一定要让儿童随父母在打工地上学，“一方面由于父母经济条件不一定可以承担，另一方面城市的教育资源目前也比较紧张。”
“很多留守儿童问题的发生不是由于家庭条件差，而是由于情感缺失、心理失衡等因素。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成长的快乐和受教育的快乐。”
“农村学校不是城市学校的复制，教学模式也不是城市教学的照搬。”刘长铭表示，目前很多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已经逐步完善，但仍缺少好的教学模式。
农村办学如何开展？刘长铭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建议，应根据农村办学的特殊规律，可以把农村学校办成“小而美”的学校。根据农村学生的特点，开设特殊教学模式、开发其学习兴趣，例如户外教学等。
对于师资缺口，钟秉林表示，首先要加大财政投入，同时保障投入的使用效益。“目前有些地区也在尝试不同措施。”钟秉林说，例如有些农村学校的教学科目不全，教育主管部门可以组织教师“走校教学”，保证每个学校可以开设全课程，“这些都可以尝试。”
★案例
“以后有了孩子会带身边”
3月7日，婚礼21天之后，广西马山县早婚夫妻张家乐、吴明敏（均为化名）离开了大山里的家，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宾阳县黎塘镇打工。16岁的他们，是工地上最小的建筑工。结婚后，这对小夫妻最大的愿望是攒钱、盖房。
谈起童年，吴明敏感情复杂。“我就像野草一样在山里长大”。
她出生后，父母便离开家到广东打工，多年来都是爷爷奶奶带着她和哥哥、弟弟生活。她与父母的联系，靠偶尔的电话和银行卡里定期打进来的生活费维系着。
2015年，她告诉母亲自己在谈恋爱，母亲的第一反应是怕她怀孕，催她结婚。
吴明敏对山外的世界只有模糊的意识，她并未关心过宏观政策，也不知道“只生不养”、未尽到抚养责任的父母，可能会面临处罚。
已经成为妻子的她，还会说起成长过程里最大的遗憾——“没能多见父母几面，多说点开心的事情给他们听”。“以后有了孩子，我会带在身边，让他（她）好好上学。”
“孩子被打不敢说，特内疚”
云南省昭通市的蔡先生和妻子十多年前就前往昆明做水果生意，三个孩子均由父母在老家照顾。
蔡先生说，虽然不了解国家刚出台对留守儿童的相关政策，但他确实担心孩子由于没有家长密切陪伴，长大后会和他们产生代沟。
目前，蔡先生大女儿已经上了卫校，二女儿和小儿子刚上小学。
蔡先生说，二女儿在班上成绩能排进前十，让他比较欣慰。“前几天知道有高年级的男生打了二女儿，她却一直不敢告诉我。孩子说唯独自己父母没办法接送回家，我心里特别内疚。”
蔡先生说，父母已年过八旬，身体大不如前，他尽量在寒假期间把孩子接到昆明和自己住。
“遭家暴后会施加同学”
福建省福州市一名小学二年级教师罗女士告诉新京报记者，她任教班级不少学生家长都出国务工，全班一共44人，其中只有10个左右父母在孩子身边。
她介绍，部分留守儿童由于监护人受教育程度较低，孩子除有自闭情况外，平时不愿意搭理老师，“甚至部分孩子在家中遭受了家庭暴力，还把暴力带到了校园内，施加在同学身上。”
罗女士说，造成留守儿童问题的还包括监护人层面，部分监护人年纪较大，老师与其交流困难，“签字都不会签，”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较差。
“目前国家相关政策出台约束是好的，但如何进一步落地还需要由政府层面牵头探讨。”罗女士说。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李婷婷黄颖林斐然罗婷实习生郭锰王春晓朱卓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