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芹
[留守儿童]
昨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留守儿童是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群体。据了解，中国约有6000万留守儿童，其中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就有2400多万。各地各部门、有关学校及社会有关群体要共同努力，在寄宿制学校安排、心理健康教育、与学校家长沟通方面共同解决好留守儿童问题，为他们织密织牢一张关爱网、保护网。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强调家庭的监护责任，个别“只生不养”的留守儿童父母可能面临多种处罚。同时意见还要求确保留守儿童不因贫困失学等。
昨日，“留守儿童”成为两会热议话题。多位代表委员表示，关注留守儿童，首先要加强父母等监护人的监管责任，“要全链条担责，从法律上约束‘生而不养，养而不教’的问题”；同时，政府要出配套政策解决务工家庭子女教育问题，“一方面，考虑随迁子女可以以积分制就读，另一方面，改进农村教学，往‘小而美’方面方向发展，研究解决留守儿童实际需求。”
有父母“生而不养，养而不教”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妇联主席吴洪芹还有一个身份，是福建省妇儿工委副主任，负责协调妇儿相关工作。
吴洪芹介绍，福建全省有20多万留守儿童，她曾与福建省相关负责人调研。“去了闽西北的一个县，那里外出打工的人比较多”，吴洪芹说，这一蹲点就是三个月。调研发现，有个别外出打工父母存在“生而不养、养而不教”的行为，极端个案是，有的家长给当地乡长、镇长门口贴个条，“大意是，我走了，娃留下；他出事，你下岗。”
“这就是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吴洪芹说，这种把教养子女的责任完全推卸给政府和社会的行为，不仅仅是失职，甚至可能催生留守儿童犯罪问题，“因为现在少年儿童出的问题，更多是因为缺少家长陪护。”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关注到了国务院近日针对留守儿童发布的相关文件。倪邦文表示，今后如果留守儿童出现问题，父母应负首要责任，同时加以各方社会力量辅助。“刚性约束加柔性调解，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如何“刚柔并济”？吴洪芹说，一是要强化父母的法律观念，父母在外打工的也要兼顾子女，履行生养教的完全责任链条。
如果有不履行的情况，则要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及相关文件，要求父母履行监护人的法律责任。
吴洪芹和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都提出，留守儿童问题其实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让他们挣钱顾家两不误。“要通过促进在家门口就业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积分制让随迁子女就近上学”
俞敏洪认为，农民工子弟的教育环境值得关注。多数农民工把孩子带在身边又缺少上学机会。“就算城市周边已有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条件也很差，很多学校的窗户、桌椅残破。”
他建议，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配套机制，保障孩子能和在外务工的父母一起生活。“应在务工父母的工作地，为随迁子女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
倪邦文认为，首先家长需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留守儿童；同时，要严格执行法规条例，并制定配套措施让儿童在父母工作地上学。其次，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需要关心特殊家庭，帮助困难家庭。
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倪邦文建议，可参照“划片”入学的方式，让随迁子女就近上学；也可以采取“积分制”，务工人员工作达一定年限后，随迁子女可享受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其所在区和街道附近上学。“户籍方面，目前除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以外，大多数城市都逐渐放开接受具备条件的流动人口落户，以后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问题也会逐步好转。”
办学“小而美” 老师灵活调配
对于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给予留守儿童好的教育，并非一定要让儿童随父母在打工地上学，“一方面由于父母经济条件不一定可以承担，另一方面城市的教育资源目前也比较紧张。”
“很多留守儿童问题的发生不是由于家庭条件差，而是由于情感缺失、心理失衡等因素。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成长的快乐和受教育的快乐。”
“农村学校不是城市学校的复制，教学模式也不是城市教学的照搬。”刘长铭表示，目前很多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已经逐步完善，但仍缺少好的教学模式。
农村办学如何开展？刘长铭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建议，应根据农村办学的特殊规律，可以把农村学校办成“小而美”的学校。根据农村学生的特点，开设特殊教学模式、开发其学习兴趣，例如户外教学等。
对于师资缺口，钟秉林表示，首先要加大财政投入，同时保障投入的使用效益。“目前有些地区也在尝试不同措施。”钟秉林说，例如有些农村学校的教学科目不全，教育主管部门可以组织教师“走校教学”，保证每个学校可以开设全课程，“这些都可以尝试。”
★案例
“以后有了孩子会带身边”
3月7日，婚礼21天之后，广西马山县早婚夫妻张家乐、吴明敏（均为化名）离开了大山里的家，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宾阳县黎塘镇打工。16岁的他们，是工地上最小的建筑工。结婚后，这对小夫妻最大的愿望是攒钱、盖房。
谈起童年，吴明敏感情复杂。“我就像野草一样在山里长大”。
她出生后，父母便离开家到广东打工，多年来都是爷爷奶奶带着她和哥哥、弟弟生活。她与父母的联系，靠偶尔的电话和银行卡里定期打进来的生活费维系着。
2015年，她告诉母亲自己在谈恋爱，母亲的第一反应是怕她怀孕，催她结婚。
吴明敏对山外的世界只有模糊的意识，她并未关心过宏观政策，也不知道“只生不养”、未尽到抚养责任的父母，可能会面临处罚。
已经成为妻子的她，还会说起成长过程里最大的遗憾——“没能多见父母几面，多说点开心的事情给他们听”。“以后有了孩子，我会带在身边，让他（她）好好上学。”
“孩子被打不敢说，特内疚”
云南省昭通市的蔡先生和妻子十多年前就前往昆明做水果生意，三个孩子均由父母在老家照顾。
蔡先生说，虽然不了解国家刚出台对留守儿童的相关政策，但他确实担心孩子由于没有家长密切陪伴，长大后会和他们产生代沟。
目前，蔡先生大女儿已经上了卫校，二女儿和小儿子刚上小学。
蔡先生说，二女儿在班上成绩能排进前十，让他比较欣慰。“前几天知道有高年级的男生打了二女儿，她却一直不敢告诉我。孩子说唯独自己父母没办法接送回家，我心里特别内疚。”
蔡先生说，父母已年过八旬，身体大不如前，他尽量在寒假期间把孩子接到昆明和自己住。
“遭家暴后会施加同学”
福建省福州市一名小学二年级教师罗女士告诉新京报记者，她任教班级不少学生家长都出国务工，全班一共44人，其中只有10个左右父母在孩子身边。
她介绍，部分留守儿童由于监护人受教育程度较低，孩子除有自闭情况外，平时不愿意搭理老师，“甚至部分孩子在家中遭受了家庭暴力，还把暴力带到了校园内，施加在同学身上。”
罗女士说，造成留守儿童问题的还包括监护人层面，部分监护人年纪较大，老师与其交流困难，“签字都不会签，”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较差。
“目前国家相关政策出台约束是好的，但如何进一步落地还需要由政府层面牵头探讨。”罗女士说。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李婷婷黄颖林斐然罗婷实习生郭锰王春晓朱卓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