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技术对经济的改变相对来说更加显而易见，比如，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都改变了经济，改变了生活。但与此相对的，制度对经济的改变，却往往不容易被察觉。
最近，马云提出了五新的说法，即新零售、新制造、新技术、新金融和新资源。在最近的一次电视节目上，宗庆后表示：我认为除了新技术以外，其他都是胡说八道。新制造，本身就不是实体经济制造什么东西。如果是新技术，我倒认为对实体经济确实是追求新的技术，来提高我们这个制造业，从中低端走向高端制造业。
宗庆后的这一番话，使得本来以“共同探讨中国制造业寒冬的深层原因”的节目，某种程度上变为对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的批评。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顺便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90后喜欢开网店是“国家隐患”。
宗庆后是1945年生人，他的世界观形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那个年代的教育中，只有工厂工人的劳动才被认可创造了真正的价值，哪怕是国有银行的员工，国有商店的售货员，都被视为依附于商业资本的剥削。所以，宗庆后认为，只有直接参与生产的技术，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并不奇怪。
董明珠比宗庆后小一些，生于1954年，世界观同样形成于火红岁月。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的组织化状态，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甚至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经济权利的放松带给了人更大的自由度，很多人脱离单位，或者生产队的束缚。但社会观念上仍然可以发现过去的遗迹，没有单位的人，仍被视为游手好闲。
所以，宗庆后与董明珠的观念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历史印迹，是历史的一种回响。但有趣的是，实际上，互联网导师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的。比如，马云提到新金融。所谓新金融，顾名思义，就是不同于当下的一种新的金融制度，新的融资方式。其实，如今的股市在200年前也是新金融。
实际上，中国的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技术对经济的改变相对来说是更加显而易见的，比如，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带来了新的金融形式，这些都改变了经济，改变了生活。但与此相对的，制度对经济的改变，却往往不容易被察觉。
很多时候，特别是在中国，某种程度上，新制度更加重要，甚至比技术还重要。
比如，技术一直存在，但是缺乏制度的支持与保护，各种新技术一直不能进入中国国门，甚至高速公路，都曾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直到改革开放，解决了制度问题，新技术才一拥而进，而宗庆后这样的企业家，也是依靠制度，才能生存、发展。
实际上，在当下主流的经济学发展中，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Economics）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始于科斯（RonaldCoase）《企业之性质》，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德姆塞茨(HaroldDemsetz)等人对于这门新兴学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近30年，新制度经济学是蓬勃发展的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衍生出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新经济史以及契约经济学等分支。简单从字面理解，这些多多少少与马云所说的“五新”中的后“四新”有相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