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们应该避免这样一种倾向——觉得别人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活着才更有意义。我们应该认同这样一个道理——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一个人怎么活着才有意义是他自己的事情。当然，一个从社会中汲取了名利的人，遭到外人的“品评”也是一种躲不过的“义务”。
我要表达的意思，大概也就是这些。但写到这里，想到了张中行与杨沫的故事。他们二人都是著名作家，杨沫的名著是红色经典《青春之歌》，张中行则写了很多散文，比如有文集《流年碎影》。他们二人大约在1932开始生活在一起，有过一段短暂的幸福生活。
那时候他们都很年轻，正赶上革命年代。杨沫受革命思想感染，看了很多革命书籍，逐渐倾向于革命。张中行则不以外然，大约曾经劝她不要轻信革命宣传口号，不要盲从。有一次张中行回家看到杨沫在专心看书“革命书籍”而没有做饭，就生气地说：你这么喜欢马克思的书，喜欢无产阶级，为什么还穿资产阶级的皮大衣呀？
二人后来当然是分道扬镳了，张后来成了知名作家、学者，杨成了作家以及文化官员。读杨沫的《青春之歌》，会觉得张中行成了反面人物、保守青年余永泽的原型。读张中行的书，我能感觉他对革命的冷漠甚至怀疑，他对于学生闹革命可能会被人利用的怀疑，他对于当时的革命行动是否真的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怀疑。
那么，张中行与杨沫，谁的道路值得赞赏？谁的生活方式更值得推崇？谁的人生更有意义？在不同的时代，或许评价差异会很大。杨沫在1958年《青春之歌》出版之后就获得了巨大的名声。而张中行，却以学者和作家的身份获得了更多的声望。
当然，套用这个故事去对比如何评价杨绛是不恰当的，时代不同，环境不同，一切都时过境迁了——在这复杂的人世，一个寿活百年的人，一个看过各种大是大非的人，一个穿越过各种大风大浪而幸存的人，面对这个时代如果真的无话可说，我是能够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