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对这个时代无话可说是可以理解的
原标题：别为评价杨绛而争吵：对这个时代无话可说是可以理解的
2016年5月25日，105岁的杨绛走了。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离去，都会带走很多独一无二的故事。一位世纪老人，带走的故事应该更多。
尽管她曾说不希望死后成为新闻，但她的离去，还是很快刷遍了朋友圈。很多人贴出了杨绛的百岁感言，以及她说过的几句话，以及她的某一篇文章，甚至还有一些是杜撰的她的文字——下面这段广为流传的百岁感言，就是被人杜撰的。
杨绛是一位作家，但她的著作不在我喜欢的领域之内，我至今没有看过一本她写的书，也没有完整读过她的一篇文章，所以我是没有资格写一篇文章来评价她的。
促使我写这个题目的原因，是我看到围绕如何评价杨绛所产生的争议——有些人感念她，认为她的作品很好，因而在她离去的这一天特别地伤感；有些人则认为，她的晚年原本可以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如果她对社会问题开口说话，将会更加可贵，但她保持了沉默。有人拿她跟周有光、茅于轼、资中筠三位老人相比，觉得杨先生的晚年就是“一个不坏的老人罢了”。
第二种评论，是很苛刻的，尤其是在一个百岁老人离去的当天，看到这样的文字，确实会让一些感念这位老人的人们感到不舒服。
对于这种苛刻，@朱学东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
确实，对别人进行道德绑架，要求别人对“社会进步”承担更多责任，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每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只要这种“生活方式”无害，那就是正当的，就是值得尊重的。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底线应该是“不作恶”，而不是必须“有作为”。一个作家，在自己的文章里写“家长里短”、“感怀往事”，还是“为民请命”，这与个人兴趣有关，并无高下之分。
即便是一个有名望的人对公共话题保持沉默，不公开发声，也是他的自由。当然，一个具有”公共属性“的人如何活得更有意义，外人是有评价权的。但这种评价不应该有逼迫的意思。简单而言，杨绛先生晚年如何自处于这个时代，是她的权利和自由，别人无权干涉，但她作为一个名人，却也不得不面临别人的评价。
今天下午在与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以刚刚离去的杨绛先生为例是不太合适的。我觉得可以用一份报纸为例。比如，一份报纸当然是具有公共属性的。这份报纸可以每天平平淡淡、柴米油盐、甚至以歌舞生平、传播正能量的方式地记载这个时代，这份报纸当然也可以用尖锐的方式直面现实，参与更多的公共话题，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我当然认为在这两种选择之中，后者更有意义——作为公器，不作为，即苟且。
时代是复杂的，人的价值观是多样的。有人做鲁迅，有人做梁实秋，这两个人还曾经互相骂过，互相瞧不起，但他们两个人都有大量的读者分别喜欢他们。多年之后，我们去看这两个作家，又如何区分他们的高下呢，他们俩谁的作品的生命会更持久，似乎也不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