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人口控制政策带来的第一个矛盾就是，效率与人权、人情、人伦的冲突。
第二个矛盾则是，行政与市场的冲突，也就是说，行政意志主导的人口控制政策与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之间的拔河。
我们应该看到，目前特大城市外来人口增加，是一个市场现象，而不仅仅是行政计划主导的结果。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就已经实现了自由流动和供给。人口向拥有资源、引领市场与社会风向、法治环境和社会秩序优良的特大城市涌入，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北京上海近年来崛起为世界级的大都市，同时也是市场自由意志的结果，以行政手段控制人口必然会与市场遭遇剧烈碰撞。
行政干预当然是有效率的，不过，高效并不代表着最优。以行政手段控制市场化的人口流动，在北京和上海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去年，北京将外来人口增速控制在0.5%，上海则实现了外来人口的负增长。但是，相关极端事件则揭示了其中的痛苦与艰难，并且为此支付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行政管制必然左右互搏
那么问题解决的出路在哪里？我认为，还是要靠市场，并尊重市场。
市场自然会调节并调配资源实现均衡。中国承接了世界范围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浪潮，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实现了改革开放，而是中国确实是一块劳动力的价值洼地。中国的特大城市并不仅仅因为这些城市拥有更多的教育、资金和权力资源，更是因为，这些城市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确实有市场领先的优势。
如果我们相信是市场的力量成就了现在的中国经济，那么，按照同样的市场逻辑，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中的资本、产业、人口也会逐渐向周边或其他中小城市转移。
现在，北京、上海控制人口的手段，一是搞强制性的产业转移，二是简单粗暴地直接管控人口。但是，另一方面，北京和上海又同时用行政手段抑制市场，从而让市场调节人口的作用失灵。
在这一轮房地产去库存与房价上涨周期中，北京和上海均没有放松楼市限购政策。甚至，针对通州房价上涨过猛，北京还进一步加码限购。
看上去，北京和上海抑制房价的政策，好像稳定了房价，却实质上影响了房地产的投资与居住需求，也延缓了京沪楼市获得正常的市场定价。
市场调节城市的人口，就是通过居住、出行、薪酬的上涨而实现。北京房价继续上涨，必然会带动租金上涨。这样一来，公司租房成本要上涨、员工也要加薪，一些公司如果感觉成本难以承受了，自然就会离开北京，搬迁到周边或者异地。如果有的人深感在北京工作吃力，安家买房无望，也就会自动离开北京，到其他地方工作。去年，我的一位年轻同事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离开北京最终去了苏州。
假如，北京和上海向国内和国际资本放开限购，不出一两年，房价就能涨到位，很多企业和外来人员就会离开北京。这大半年，深圳房价暴涨一倍左右，直接导致很多企业搬离深圳，去了东莞。
和北京、上海类似的纽约、伦敦、巴黎、悉尼等大城市，政府从来不以控制房价为政策目标，而且，这些城市的租金也往往是北京的数倍。在这些城市，似乎也没有出现中国大城市的问题。
或许有人会问，北京房价涨的太高，北京居民买不起房怎么办？这点其实大可不必担心。经过了近20年的住房市场化，大多数北京原住民都有了自己的住房，房价上涨只会让他们的财富进一步增值。
另外，房价上涨必然会带来地价上涨，地方政府土地出入收入增加，可以有更多的资金建设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这就可以解决部分低收入人口的住房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