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地位的低贱，并没有损害华人在社会经济中的强势。苏哈托上台以后，利用华人在经济领域的优势发展印尼经济，尤其是70年代中期，印尼鼓励华人华侨发展制造业，赚取了大量的外汇收入；8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为了吸引华资进入社会建设领域，政府再次对华人企业给予了更多的自由政策；90年代初，华人占据了70%以上的大型制造企业，垄断了几乎所有的超市零售业、私人金融业。
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极度不平等，造成了印尼政府和印尼社会对华人的扭曲心态。在经济危机到来时，便给华人充分的自由，生产源源不竭的社会财富。1998年的“五月暴乱”，则暴露了这种榨取华人财富的方式后面巨大的社会危机。当1997亚洲金融风暴来袭，印尼社会便用更为直接的暴力来谋求财富的迅速再分配，对华人打砸抢烧这种疯狂的形式，宣告了三十年来印尼畸形的华人政策破产。
后殖民
针对华人的暴行会上升成为印尼社会的集体迷狂，这与印尼近代殖民和独立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之所以排华的罪行一直被遮遮掩掩，是因为排华这一行为本身包含在印尼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之中，即便这种建构伴随着血腥和泪水。
在历次印尼排华中，都有人认为华人是印尼殖民经济的残余。社会财富的巨大不平等，使得多数印尼民众生活陷于困顿之中，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掌握财富的华人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事实上，华人在独立后只是继承了原有的经济体系，殖民经济的核心部门被印尼政府和军队牢牢把持。华人在商业领域勤奋、努力，并且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比起长期从事小农经济的印尼土著民族有不小的优势，所以得以在夹缝之中不断成长。而印尼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危机时，出于转移矛盾的目的，将经济垄断剥削的罪名扔给华人，造成了社会长期以来的偏见和误解。
这种误解，还来源于华人和土著民族对二战的不同看法。由于印尼土著民族长期受到欧洲殖民者的压迫，所以印尼土著将占领东南亚期的日军视为解放者，包括印尼、缅甸在内的很多国家，并没有认清日军占领只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者赶走了殖民主义侵略者这一事实。
而与此同时，南洋的华人华侨心系祖国，四处筹款募捐，在政治态度上倾向欧美国家，力图赶走日军。这一行为，在印尼独立之后也被解读为“为虎作伥”。
在民族国家的重建过程中，必然包含着对自我的想象以及对他者的界定。早在荷兰殖民时期，殖民者对印尼土著民族和华人就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华人与印尼本土文化并没有大面积的深入融合。独立以后，由于本土民族拥有90%以上的人口，所以印尼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以这个群体为基础的。但由于华人在印尼社会中的影响和权重巨大，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化解华人社会人口和财富的不平衡，如何让华人有效地融入印尼社会，应该是国家重建时应该首要考虑的问题。但是很可惜，印尼社会简单地将华人设定为印尼民族的假想敌，采取了最简单的极端民族主义策略。
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策略有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印尼先是取消了孔教（儒教）在印尼宗教中的合法地位，禁止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全面禁止华文出版物和华语学校的运营。试图以同化的方式来消灭其他民族的特征；另一方面，不断紧缩归化入籍的政策，杜绝其他民族和自己交融的可能性。这种封闭的民族政策，完全无视了既有的社会结构，以至于没有合理的政策来疏解民族矛盾，最终只能诉诸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