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纪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采取一系列举措对党员干部大操大办歪风加以整治，取得一定效果。然而，数据警示我们，时至今日，大办婚丧喜庆问题仍面临较大的反弹压力——今年前4个月，全国共查处大办婚丧喜庆问题1518个，处理1802人，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上升。综合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看，虽然大操大办仍以原有表现为主，但隐形变异趋势明显，出现了一些更迂回的方式、更隐蔽的手段，亟待引起重视。
变着花样操办
——化整为零，多次操办。一些党员干部为了避免宴席的规模超过规定，挖空心思按不同类别分开请客，在不同时间进行操办。如2017年10月，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原党支部书记、站长任光辉向组织报备称拟于11月5日为女儿操办婚宴18桌，宴请180人，但在实际宴请过程中，却采取提前、分批的方式先后4次共设宴34桌、宴请300余人，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金11.64万元，并安排其单位工作人员从事婚宴服务工作，且事后向组织提供虚假宴请名单，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
——亲朋出面，退居幕后。有的党员干部担心身份暴露，自己隐身不出面，安排或者默认由非党员干部的亲属、朋友等人代理操办、代收礼金。如贵州省赤水市官渡镇五里村党支部书记王明江为了让自己的五十岁“寿宴”办得隐蔽，花费了不少心思：由妻子出面在酒楼操办，本人不到场；不在现场登记礼金，由2名侄儿在家中收取……最终王明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阴阳报备，暗度陈仓。不少地方规定，党员干部应当在事前或事后向组织如实报告婚丧事宜操办情况，但一些党员干部却企图瞒天过海。如2018年1月，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靖民镇石坝村党支部书记黄绣钧向靖民镇党委、纪委书面报告为儿子举办婚宴，申报婚宴40桌，实际设宴118桌，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礼金共计1.05万元，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