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二审审理，我们认为：
第一，于欢持刀捅刺杜志浩等四人的行为，属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他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
第二，于欢的行为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严重超出了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属于防卫过当，应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第三，于欢实施捅刺的目的在于防止不法侵害，并且想离开接待室，在案的证据不能证实于欢有放任或者危害结果发生的故意，所以于欢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而是防卫过当情形下的故意伤害，应当构成故意伤害罪。
第四，鉴于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于欢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主要罪行，被害方有侮辱于欢之母的严重过错，所以我们综合考虑于欢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作出了依法减轻处罚的决定。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有期徒刑五年。
二审是司法与舆论的良性互动
涉黑、高利贷、警察不作为、一死三伤、暴露下体辱母，每一个词都足以触动公众的神经。围绕这一案件的种种疑问和讨论在网络上迅速发酵。如何回应公众的种种质疑？如何用法律的天平去恰如其分地衡量出罪与罚，给于欢这个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以公正的裁判？再审此案的山东高院的选择是以公开促公正，微博全程直播这一案件的庭审。最终通过山东高院的有理有据的判决，实现了实体与程序的公正，也给全民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
法学专家认为，于欢案的二审在庭审程序上规范有序，依法保障了诉讼各方的诉讼权利。特别是在曾经困扰了刑事诉讼十余年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上，于欢案二审敢于让被害人、当事人出庭作证，让“当庭对质”得以实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按照刑诉法的规定，那么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而且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就应该出庭作证，这是保证我们客观查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实现以审判为中心这样的一种诉讼制度改革的初衷，实现司法的公正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山东高院这样的一种做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作用，今后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遇有这种情况，都应当让证人走上法庭。
社会的关注让于欢案的审判更为专注，但司法的天平不应因舆论风潮而左右摇摆。“民众有所呼，司法有所应”。对于因社会关注已经成为公共话题的案件，司法机关，也必须承担起回答与响应的社会责任。因此，于欢案的庭审公开，是对公众的知情权负责。此次于欢案的二审庭审，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100余人旁听，并且在山东高院官方微博以图文和阶段性视频播报的方式，对案件的审理过程进行了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