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比如,明确了传销组织层级及人数认定问题等。除了这些行政规章层面的规定,国家法律层面对打击传销也有所规定。
可以看出,我国刑事立法方面对于传销的法律规定还是相对完备的,规定得也很明确。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对于打击传销,法律的滞后和不够完善是最大的现实问题,必须予以解决。
全国人大代表刘捷指出,传销屡禁不止,究其原因,现行法律对打击传销的规定相对滞后、不完善,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他认为,现实中,以组织、领导传销罪追究传销人员的刑事责任很难,以致当前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大多以涉及非法拘禁等其他罪名追究刑事责任。为此,刘捷建议,在立法上对传销违法犯罪行为相关规定进行修改,加大行政处罚和刑罚惩治力度。
李旭认为,《禁止传销条例》是2005年颁布实施的,那时候互联网还没有兴起,因此主要针对传统意义上的有公司、有产品的传销进行打击。现在10多年过去了,伴随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南派”“北派”这样的基地传销都所升级,既无公司又无产品,取证很难,还有的公司借助互联网模式进行金融传销,这就牵扯到第三方支付、资金存管问题,会涉及到央行、银监会等部门,仅仅依靠工商和公安两个部门,很难进行有效查处,急需多部门形成合力。“所以,法律也要针对这些金融传销,颁布一些有针对性的与时俱进的规定。”
教育和法律震慑要双管齐下
按照目前相关规定,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组织,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
这种起刑标准在实践中导致了这样一个现象:“大鱼”难以落网,“虾米”又达不到定罪标准,甚至构不成行政处罚要件,很多传销团伙被清查后只能驱散遣返,其骨干头目和参与传销人员就像“割韭菜”,一茬接一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