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旅店老板和同住在旅馆的几名旅客在三楼房间里赌博，有人在楼梯口放哨。刘永彪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下午四点多，他走出旅馆，在旁边邮电所门口徘徊了很久。放风的人以为他要报警，赶紧跑上去通风报信。“刚才那个人去报警了。”老板一边玩一边摆摆手，“不会的。”刘永彪在邮电所门口转了很久，然后回了旅店。
11月30日，二人将同住在旅馆的山东商人于峰（化名）杀害，但只弄到百十块钱。于峰随身没带太多行李，把钱藏在裤裆里，两人没有搜到。
随后，旅店老板一家三人也被他们杀害。老板手被捆绑着，身上有被击打的痕迹。
宋荣根始终有个遗憾。“当初出动了那么多人找，两人的轨迹还是有空档。两个半天时间的行动轨迹找不到，如果能找到，说不定当年案子也破了。”
刘永彪两人归案后，宋荣根很想见见他。他想知道，自己追踪了22年的“隐形人”，和自己脑海中勾勒的形象是否一致。
案发现场现在的样子。新京报记者王翀鹏程摄
山村人家
大家都说，刘永彪给村里人丢脸了。现在网上都在骂中洲村，村里人都在骂刘永彪。
中洲村位于山路最尽头，距离南陵县有25公里。村民以种植棉花和水稻为生。
中洲村是个大村，以主路为界，分称东西两边。汪维明住在村东，汪林（化名）和刘永彪住在村西。汪维明家的房子是村里最气派的，蓝瓦尖屋顶，院子里收拾得很干净。从他家拐几道弯就到刘永彪家，走路只要几分钟。
刘永彪的父亲是大集体时代村里最后一个指导员。村里的人都还记得，他是附近的南陵县九连乡人，入赘到村里，“他爸爸差不多一米八的个头，一顿饭能吃一脸盆肉，能喝酒。刘永彪的身材遗传了他爸爸。”同村的木匠、村民汪玉（化名）说。
在村民们印象中，几乎没见过刘永彪下地干活。退耕还林之前，刘永彪家在山上有五六亩田，都是他父亲在种。有村民说，刘永彪从小身体差，干活不行；也有人把他定义为好吃懒做的典型。
“包产到户之后，刘家的田位置比较远，挑190斤的担子走十多里山路，要翻几个山头。只要一下雨，刘家的田就会被淹。刘永彪觉得种田没有希望，从小想改变这种方式。”刘永彪在村里的发小汪林说。
汪林记得，刘父很少管教儿子。在刘永彪早期的作品中，多次提到跟着父亲下地插秧的经历，也写过很多有关父子之间亲情淡漠的文章。
村民们回忆，1995年，刘永彪的父亲喝农药自杀。父亲出殡时，按照村里的习俗，儿子要在队伍前面捧坛子，但刘永彪没有回家奔丧。家里人联系不到他，也不知道他去了哪。村里人骂他，老子死了也不回来。
“他爸爸埋在‘大涝’山上，刘永彪很少去看。坟前的荒草都长了一人多高。”汪玉指着村子背后的一座青山，顿了一下，“竹子都长得碗口粗，没人砍。”
汪林记得，刘永彪在父亲去世后，写了很多怀念父亲的文章。“父亲对幼年时期的刘永彪起到了很大影响。”汪林时常感叹，刘永彪父亲对他管教不严，他才交到了汪维明这样的朋友，走上了歪路。
犯罪嫌疑人刘永彪在接受审讯。警方供图
“游手好闲”
在汪林眼中，汪维明平时游手好闲。汪林最后一次见到汪维明是在弋江镇上，他和汪维明打了个招呼，问他干嘛去，汪维明挠挠头，打牌去。“他就是个游手好闲的赌鬼，从小就是。”
汪玉想起，一个星期前，他在村口看见汪维明。他打着麻将，和旁边的人说，玩不了多久，一会儿接到电话就得走。
汪玉记得，早些年，汪维明家兄弟姊妹七个，条件非常不好，家里人吃不饱饭。2003年之前，汪维明一直以种地为生。大集体时期，他是篾匠，偶尔做些稻篓换点小钱补贴家用。2003年，村里退耕还林，山上种了树，汪维明谋了个护林员差事，每年2500元。
就连结婚时，汪维明也只是请木匠给他打了一张吃饭的小桌。家具都是祖辈留下的老家具，住的是二十多年的老瓦房。
“他就是个赌鬼。”村民们都还记得，三四十年前，汪维明的儿子出生不久，妻子因为一次婆媳争吵，上吊自杀，汪维明的母亲还因此被判了七年。
因为生活作风问题，时常有人找上门打架。有一次，他用竹刀砍人，他母亲伸手去挡，左手差点被砍掉。“现在（他母亲）手都是残疾的。”汪玉说。
汪维明一家的转机出现在汪维明弟弟身上。汪林觉得，汪维明这辈子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把弟弟培养成全村第一个大学生。村民们都知道，汪家最小的儿子有出息，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开了家公司，汪维明在公司帮忙，一个月能拿5000多。“他弟弟去美国前给汪维明弄了个公司法人，汪维明的命运轨迹才有所改变。”
汪维明经常和村里人吹嘘，他的弟弟结识了某个大老板，有权有势；他儿子也经常开着叔叔的奔驰车在村里闲逛。
上世纪九十年代，汪维明的几个妹妹都在湖州做童装生意，汪偶尔过去帮忙。
“他看到湖州做服装生意的都很有钱，才酝酿了那次杀人抢劫，可以说是有预谋的。”湖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沈连江说。
刘永彪被警方控制后，汪维明也归案了。事情很快传到了中洲村。汪玉看到汪维明的家人派车把他的老母亲接走了，“肯定是怕他妈妈知道了受不了。”
嫌疑人汪维明被押解回湖州。警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