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7》这本书，记录了陈建功、周国平、等近二十位在77、78级参加高考的文化精英撰写的回忆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他（她）们1977年高考的个人入学经历，见证了那个年代的历史。书中有这样一段：
早年在四川下乡的薛道华，所在公社1976年获得两个推荐上大学的指标，一个给了他，另一个给了某休养院副院长的孩子。实际录取时，薛道华上大学的名额被休养院另一副院长的子女顶替，他被安排到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结果当时县文教局局长的女儿也要上学，又把薛道华挤到了“中师”——温江地区师范学校。开学时，薛道华抱怨了一句：“我填写的大学录取表，怎么会录取到中师？我有点想不通。”第二天，他的中师录取通知书也被收走了。
高考恢复，给了大家公平起点
1977年，在邓小平的决策下，停滞十年的高考终于恢复。
这年的冬天，500多万年龄介于18-30岁的青年从农村、工厂、牧区、学校和机关，涌向考场。1978年7月，又有600多万人参加高考。这其中，就有李强。恢复高考，重新告诉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李强：恢复高考前，全社会当时都处于一种阶级斗争的状态，人才怎么培养呢？整个社会非常迷茫。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年轻人没有目标。我是77年底从黑龙江下乡回到北京，因为没有关系，就在家里等着街道办给分配工作。我是78年初才知道恢复高考，特别激动，终于有了人生的目标。当年7月就参加了高考，考入了人民大学。恢复高考，实际上给社会树立一个目标，告诉大家，考试制度是一个公正选拔人才的机制。因为在此之前通行的原则是"唯成分论"，红五类、黑五类，个人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取决于你的父母、你的家庭背景。一个"不良"的家庭出身，就要注定你一生坎坷的命运。恢复高考，用"分数论"打破了"成分论"。因为它至少给大家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
1977年12月11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精神抖擞迈入考场
李强：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如果不用分数去衡量，就会有无数的办法找关系“走后门”，使得无法公平公正选拔人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高考抵制了人情社会，学生凭自己的奋斗变成最重要的。不管你是否出生于穷乡僻壤，是否有社会地位，只要考分高了，就会被录取。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提出说高考有很多的缺点，没有办法综合性考察人才，但是它在一件事情上，做到了公平公正。就是，全体中国人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个公正的理念，对中国社会意义特别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