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严重窒息的婴儿，我们复苏了30分钟，没有任何起色，但我还是在那儿捏着气囊。那个孩子的祖母，走过来把我手上的气囊拿掉，捧着我的脸跟我说了一堆话，指了指天，然后说了一个——“安拉”。那一刻我觉得很受震动。
我们这个项目定的是最高的安全等级，就是最危险的意思，我们只能在医院和驻地之间两点一线活动。
从我们抵达的第一分钟起，我们就被要求外出的时候要像当地妇女一样，包裹得非常严实。
我在的医院原先是一个废弃的军队医院，大门外都会有“禁止武器入内”的标志。
不管你是属于哪一派的，都可以来接受救助，但是不准带枪。
那边的医疗水平还是非常低下的，没有麻醉机，我们没办法做全麻。
我们的宿舍。集装箱外面砌了一层砖墙，防止子弹打进来。
医院旁边就是个警察局，经常会有反对派的武装攻击这个警察局。
读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说了无国界医生这个组织。当时觉得这个工作挺酷的，可以去医疗资源特别匮乏的地区，是当地人民唯一的医生，那种感觉很吸引我。
毕业后，我来到北大人民医院的妇产科，发现我们科室的屠铮医生是第一个参与无国界医生海外救援项目的中国内地医生。2012年，我进行了申请。
在2013年接到第一个任务，就是去阿富汗三个月。后来又去了巴基斯坦。
当时因为各国的部队，包括塔利班，在阿富汗有一些武装冲突。爸爸妈妈还是有点担心的，我后来才知道，爸爸默默地找了很多阿富汗的相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