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未领结婚证的关系，却让老黄的生活再次陷入艰难。他俩有了孩子，她成为“超生游击队”；被罚款后，他债台高筑。
为了还债，老黄成为中国第一批“农民工”，外出挖煤，把所有钱寄回“家”。3年后，他接到“速归”的电报，自己孩子的母亲即将和另一个男人结婚。女人无力独自拉扯4个孩子，身边需要男人。
老黄就这样在43岁时重新沦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不得不再次外出挣钱，在重庆当棒棒。
家庭的残缺注定了很多东西：3岁的女儿寄养在邻居家，后来迷上了网络，学业渐渐荒废；初中毕业后，女儿辍学去广东打工，两年后女儿怀孕了；在外孙子快满3岁时，老黄提议女儿分期付款在镇上买房。
老黄拿出多年积攒的3万元钱替女儿交了首付，余款3年缴清，每年10万元。这个农村家庭从此发起了冲刺。赚钱和还债的压力让老黄不得不一直做棒棒，22年未曾间断。
对他来说，活着就是面对命运一波又一波的打击。患有严重高血压的老黄生活得非常窘迫，在身无分文时，他只得和何苦一起，在街头的条凳上过夜。
过年回家为省8元多折腾10小时
劳力是老黄的唯一本钱，却并不值钱。不能“开源”，就只能“节流”。为了活着并资助女儿买房，他恨不得把一分的硬币掰成两半用。
今年2月14日，距离春节还剩4天。清晨8点半，老黄踏上了回家过年的路。他穿着双开叉的深蓝色西服上衣，负责体面；外面套着一件牛仔马甲，负责保暖和保护西服。脚上穿着半旧的解放鞋，他原本是要穿皮鞋的，却担心走路穿坏了。
他的行李不低于50斤。老黄的家离重庆100多公里，如果乘坐高速客车再转车，全程只需2.5小时，车费32元，这是大多人的选择。但老黄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他乘坐308路公交，到达鱼洞，然后继续转乘195路公交去珞璜。或许是老眼昏花看错了公交车站牌，他竟然拖着沉重的行李挤上了196路公交车，南辕北辙坐了好几站，只能下车再回鱼洞。一番折腾之后，再上195路，到达珞璜已经是中午时分。
接近年关，公交车上挤得挪不动身。整整一个上午，老黄一直背着硕大的包，笨重的行李蹭得其他乘客一路责怪。
到了珞璜，老黄登上大巴，驶向下一个中转站，下午3点才到。见到女儿后，草草吃过午饭，全家人再次启程，到家时已近黄昏。
老黄全程车票开支24元——100多公里，转了4次车，节约了8元钱——为此却多折腾约10小时。老黄对此很满意，“农村人回家过年，时间不值钱，力气也不值钱，能节省8元就等于挣了8元”。
找寻走散的雇主6小时只要10元
尽管抠门到了极致，但棒棒们却并非见财眼开。何苦和“老师”老黄早有约定，第一个月当学徒，不参与分成，“同工同酬”从第二月开始。
但第一天接活，挑涂料时收了10元，老黄现场就分给何苦5元。接下来，只要领到工钱，他都要第一时间分钱。“棒棒干的是力气活，不需要学习，大家一起流汗，不分钱内心不得安宁。”
何苦坚持按约定拒绝。没想到，老黄悄悄地记了一本账，上面满是错别字，注明了每天接活的地点和金额，没有“业务”的日子画了圆圈，不会写的字用同音字或符号代替。一个月后，他找到了何苦，“这是你的血汗钱，我要是多拿一分，心里就很不舒服”。
账本显示，一个月两人共挣了1034元。不会除法的他把等值的钱分放两处，最后完成了平均分配。
一个阴雨天的午夜，一向早出晚归很有规律的老黄迟迟未归。他给一个小吃店搬家，随车去了沙坪坝，等公交回家时接到 “业务”，50多岁的男雇主撑着黑伞自顾自地一边走一边打电话，老黄跟着另外一把黑雨伞走了几条街，和雇主走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