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田文生《中国青年报》（2015年09月15日05版）
何苦和棒棒们在等活儿。左一为何苦 照片为《最后的棒棒》截屏
租住的房屋被拆除，何苦和老黄当晚不得不露宿街头。照片为《最后的棒棒》截屏
何苦曾经是优秀的部队宣传工作者，图为他在服役期间的工作照。照片由何苦提供
2014年1月19日，患有严重高血压的63岁的棒棒老黄，被一中年男子叫进房屋，要求他从蹲便器里掏出铝制的长柄勺。
10厘米长的饭勺是舀狗食的，却掉进了马桶下水道，专业疏通人员也没辙。唯一的办法是用手取，房东自己不愿意干，便叫来了棒棒。
老黄双膝跪在厕所的地砖上，撸起袖子将右手伸进蹲便器。“给多少钱？”趴在厕所地上的老黄停下手来，抬头问雇主。“你要多少？”急着上洗手间的雇主双手捂着腹部。
“20？”“赶紧，赶紧。”老板没有压价。老黄取出了勺子。事后，他用香皂洗完手，房东连这块香皂都不想留，让他“丢了算了”。
事后，老黄的徒弟何苦问他，为什么把手伸进马桶之后才谈价？他说谈价之时他的手已抓到了勺子，并确认能拿出来。
“能取出来，也不费事，10元都可以干。”老黄对徒弟说，自己装出很费劲的样子，就是想要个好价钱，“本来想要30元的，但又摸不清老板做人的深浅，怕他再去找别人，所以只要了20元，20元已经不少了。”
在何苦完成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中，有很多类似的场景。这部纪录片就像一扇窗户，透过它，可以最直观地知道：谁在做棒棒？他们为什么干这么劳累的活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的生活就像走向一个接一个的红灯
透过《最后的棒棒》这扇“窗户”，可以看到：棒棒代表了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命运和奋斗。他们为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即使明知自己没有任何技能和知识，在城市缺乏竞争力，依然选择进城下苦力。
他们奋不顾身地选择这种注定艰难的生活，必然意味着，此前他们的生活更贫穷、更无奈。
棒棒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比如《最后的棒棒》的主角老黄——何苦在街上随机选到的老师。“他的生活就像在城市马路，赶上一个红灯之后，一个个红灯约好了似的等着他。”何苦说。
1949年11月16日，老黄出生在重庆一个偏僻山村。他的童年记忆贯穿着饥饿、寒冷。改革开放后，他的日子才慢慢变好，每年都有余粮。1988年初，快40岁的他走进了一个有3个孩子的寡妇的家里——她需要种地的男人，他需要生娃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