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等她找好房子搬完家，在书柜前翻书查资料时，从一本书里掉出了一张印有鲜红红十字的荣誉证书，证书记录她2007年曾在浙江捐献过造血干细胞血样。“我当时就蒙了！”翁婷玉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我才想起来我07年在杭州上大学时曾经登记捐献过！那个电话是真的！”
“那个电话还在我手机里，”翁婷玉哽咽地给《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看她手机的黑名单通话记录，“我留着它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该乱怀疑人！可我没敢再回拨……我怕听到他们告诉我，那个和我配型的病人已经没了……后来我查过，造血干细胞的非亲缘配型成功概率一般只有十万分之一，他们应该很难再找到第二个了吧……都是我的错……”
4、真检察院电话被当成诈骗电话
确有不少诈骗冒充公检法或税务机关，再加上个别媒体概而论之的总结，导致不少人只要听到自称是公检法等机构的电话，就认定是诈骗，不仅影响到了相关机构的工作效率，甚至又给新的犯罪行为带来机会。
“打电话联系当事人，却被误认为是诈骗的情况，从三四年前就开始了。”现年50岁的苏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薛国骏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随着近期徐玉玉案等电信诈骗的频繁曝光，人们对他们打的电话更加谨慎。
“也不能怪人家，骗子确实太多了，我们只能说：‘我真的是检察院的啊！真的啊！’可问题是，没有一个骗子说自己是假的呀……再加上有媒体扣帽子，说：‘凡是自称公检法的，一律是骗子’，我们就真的没法干了。”一气之下，薛国骏在自己开办的微信公号“法海行舟”上写了篇文章吐槽。
在这篇名为《听说，“公检法”最近日子不太好过》的文章里，薛国骏列举了自己及同行们遇到的窘迫，也教大家了一些辨识真假“检察院”的方法，比如电话里是否谈到转账汇款，是否肯在检察院当面约见等。
令薛国骏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在三两天之内，阅读量就达到了一百多万，有四百多个人在这篇文章下面留言。而此前，他在自己微信公号上发的文章，单篇最多也就两千左右的阅读量。薛国骏说：“我真的没想到这篇文章会火。朋友圈里都在转，简直像‘病毒式传播’。我想肯定是因为引起了相关机构的共鸣吧。”
在读者互动的四百多条留言当中，有一条让薛国骏印象深刻。
“有人给我留言说：为了让群众不受骗，你们公检法就委屈些，牺牲点自己的利益嘛！”薛国骏说，“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不对的。我们公检法办案的最终目的，不也还是抓坏人嘛。影响我们办案，就是影响我们抓坏人啊。说难听点，公检法人员工资收入和办案量、破案率并不挂钩，我们并没损失什么，损失的最终还是人民群众呀！”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周治成曾接手过一个案子：王大姐通过网购花五万元买了一幅画，选择当面支付。画到手以后，大姐把五万元给了送货上门的快递员，快递员把钱收下跑路了，没有交还给卖家。
“这个案子的案情很简单，王大姐是唯一的证人。”周治成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他电话约王大姐到公安机关提供证词，刚说完开场白，就被王大姐一顿狠批：“你这个骗子，我要报警！”“您听我说完，我还什么都没说呢，您可以听完再决定报不报警。”周治成劝她。王大姐说：“我不听，你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
后来周治成让一个声音温柔的女同事又联系王大姐，劝她来作证，王大姐依旧听到自称是检察院的，就一口咬定对方是骗子。最终由于缺少证人证词，他们无法逮捕作为嫌疑人的快递员。“我之所以对他印象很深，是因为不批准逮捕以后，他又实施了别的犯罪行为。”周治成回忆道。（除薛国骏、周治成外，报道所涉其他采访对象，均为化名记者尹平平实习生邓陈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