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几天，罗云接到食药所电话，大意是协调她与举报人“私了”，金额为1000元。如果不接受“私了”，后果很麻烦：由于被举报出售过期食品，罗云很可能面临不低于5000元的罚款。
4月19日，罗云接到通知前往食药所。她发现，被同一时间举报的还有其他8家超市。
摆在9位老板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正常立案接受处罚，处罚金额最低5000元；要么接受调解，自行联系举报人，并赔偿举报人1000-2000元，举报人随后撤诉，事情了结。
事后，9名老板组建了微信群。罗云将食药所给他的举报人号码发到了群里，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结果：9家超市的举报人是同一个人。在与其他同行的交流中他们发现，举报人在当地超市界颇有名气，遭遇过此人“打假”的大有人在。
罗云和几位老板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职业打假人”。
“他们进店里都是以普通的消费者的形式出现。”在顺义拥有多家超市的王刚，在长期观察“恶意打假人”的行为后总结出了不同：“一般人进店买东西，一般是拿了就结账。但是这些人不一样，进店里翻这翻那。”
罗云回忆，几位到场的超市老板都有些愤愤不平，认为遭遇了“敲诈”。但如果不接受调解，针对自身被抓住的“短处”，处罚金额又远远高于协调金额。
由于协调存在一定期限，大家一致选择了“拖”。
“协调的期限快到了。”7月6日，食药所一位工作人员劝说罗云尽快与举报人联系。
工作人员提醒，面对恶意打假人，他们之前拖着不给钱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是对的，“特别快地赔偿，打假人下次会变本加厉索赔。”但如果超过期限仍没有协调成功，就要正常走程序立案处罚，要给举报人做书面回复，罚完钱还要申请奖励（200-300元），下面一堆事情，非常麻烦。
最终罗云选择“私了”。
处罚之外的灰色地带
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本是一条有利于约束商家的法规，现在却被某些打假人钻了空子，成了他们发家致富的“杀手锏”。
“知假买假受法律保护。如果恶意打假，就有敲诈的味道了。”一位从业多年的职业打假人这样形容。
与罗云一起接受调解的8位老板，均被举报其出售的商品存在问题，如花椒大料无等级、进口红酒无中文背标、散装茶叶未标识生产日期等。如果不接受调解，都将面临处罚。
“那你看一下能给多少钱？”7月初，一位打假人在与超市老板张丽（化名）的电话中如是沟通。
张丽所开的超市与罗云的超市只隔着一个村，在与举报人几番电话“扯皮”后，终于败下阵来，将1000元钱通过网络支付打给了对方。
在与打假人几次电话接触中，罗云试图约对方见面，“最起码知道钱给了谁吧”。
几番催促后，对方有些急了，在电话里大声说：“你在我身上多耽误一个小时我就到你超市多去一趟！500块对我来说就是个小屁钱，我是看在食药所的面子上给你撤诉。”
虽然挨了骂，但罗云还是坚持见面。对方指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7月6日，罗云在北京城东一处地铁站旁见到了打假人--一名骑着摩托的青年男子。
“以后小超市就不去逛了，要钱太麻烦。”青年男子拿了500元现金后当着罗云的面给食药所打电话，撤诉。事情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