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家族企业的经营现状跟中国超过65%的民营家族企业无法在家族内进行权力交接刚好相反。显然这些家族企业能够顺利交班给下一代不是因为他们的教育有多成功，下一代的经商能力有多强。归其根源，在于除了少数类似塔塔集团这样的真正经营现代工业的家族企业，绝大部分的家族企业其实是刚才我们讨论过的凭借其地方政治势力垄断地方民生经济的寻租企业。就算现代工厂在当地征集到了土地，这些政治家族也可以利用这些垄断型企业在电力、用水等方面刁难试图发展新兴工业的企业。只有将他们治理下的民众维持在农业贫困线上，才能在选举时用极低的成本轻松购买到足够的选票保持他们家族的政治地位。
因此，这些地方政治豪门便不遗余力的在土地政策，税收和经济上阻挠改革。莫迪政府在地方势力面前处处碰壁，根源便在这里。
中国的很多学者简单地认为印度民主会让印度的发展有巨大的可持续优势，其实并没有经验证据。我们上述所讨论的所有这些都是在印度的“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构架内发生的。并不难看出，无论是“民主”还是“法治”都是这些豪强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最有效的武器。民主制度在印度并没有成为经促进济发展的优势，而是和印度的特殊政治经济文化混合，成了阻碍国家现代化的制度顽疾。
简单地说，印度很难形成东亚经济体（包括中国）的地方发展型政府，很难再步东亚经济体的后尘，实施赶超战略。
04,金砖机制下的中印关系
正角评论：印度的地方政府确实很多时候只把自己得票执政当做目的，为执政而执政。缺乏使命感，没有促进民族经济崛起的动力。莫迪领导的中央政府虽颇具雄心，却遭遇地方政治势力严重阻击。中央政府的劳工法改革、土地法改革与税收改革均陷入困局。如此看来，印度的民族经济想要像当年中国对日本一样，短期内构成正面竞争确实不易。这对中国应该是重大利好，我们应该加强与印度的经贸发展，将印度经济纳入我国一带一路的国际经济版图。那么金砖国家中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印之间在金砖国家的框架下应该做些什么呢？
郑永年：近年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形成以领导人峰会为引领，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外长会晤等部长级会议为支撑，在广泛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的多层次架构，已发展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金融和发展领域交流与对话的重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