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认为，“君相之间的权力应当有明白的分隔”，“君主的主权，只能用在监督，不应直接用于行政”，“从行政理论来说，上层不能干预下层，执政者应当取得清楚明白的授权，在授权范围内，上级不能干预”。想必这也是狄仁杰上书的理论逻辑所在。宋代是落实宰相制度最好的时代。宋仁宗的一位嫔妃想通过吹枕头风谋取私利，结果皇帝的敕命被政事堂驳回。
自秦代作为皇权重要辅佐力量的宰相制度诞生后，历代皇权与相权始终如一对跷跷板，此涨彼消。钱穆认为汉代相权主要实行的是“领袖制”，唐代则变成多名成员组成的“委员制”。当然，晋朝略略有点例外。这一时间相权被抬升到几乎与皇权平起平坐的地位，形成了几大家族博弈的“门阀政治”。
“领袖制”的相权过于倚重个人，从汉初的萧何及至汉末的曹操，分别树立了“领袖制”的正反榜样。“领袖制”下，宰相如德高望重，高风亮节，朝廷上下便可秩序井然。反之，如果宰相工于心计，专于权谋，弊病同样突出。
“委员制”在唐宋得到大力推行，确实有助于制约宰相的乱权，最大好处便是避免“曹操现象”。“委员制”的最大弊病在于有助于进一步强化皇权。皇帝如果敬业精业、宅心仁厚，当然会是社会之福，而如果像万历皇帝那样一手遮天、多年不理朝政，混乱衰败便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委员制”成员必须抱团才可能获得压倒性的足够票数，由此要么“引起朋党之争，形成党派政治”，要么互相扯皮推诿，效率低下。
就此，北宋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指出：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理是这个理，但真正的困惑是，何为“小人”何为“真朋”？汉朝的王莽、曹操，隋朝的杨素、宇文化及，唐朝的李义府、李林甫、杨国忠，宋朝的王钦若、丁谓、蔡京、秦桧、贾似道，明朝的严嵩等，无不是皇帝眼中的模范宰相，结果都是擅权乱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