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加害行为的回避、推卸、厚颜和傲慢,正是恶的培育土壤和助推器。承担,是获得谅解,进而可能获得尊重的唯一方式
□ 冯清清
温柔的记录
与其说这是一部电影,不如说这是一次温柔的记录和陪伴。8月14日上映的《二十二》,目前票房已过亿。对于纪录片而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90分钟的影像里,导演郭柯重点讲述了4位老人的真实生活,她们有一个我们熟悉甚至刻板化的标签——慰安妇。
这样的题材,很容易放大人们的猎奇心和沉重感。不难想到,曾有的记录,主线多为受害者回顾曾经受辱的经历和痛苦；提到慰安妇,人们下意识蹦出的词儿多是苦难、沉重、悲惨、噩梦……《二十二》一反常态,没有低沉解说,没有历史画面,仅仅如其海报所言——深情凝视,用镜头温柔地记录着平凡老人的生活。
老人,这是我在影片中看到最直观的呈现。毛银梅老人轻声哼唱着《阿里郎》《桔梗谣》；林爱兰老人在养老院每天拖着粉色塑料椅挪坐到门口,伴着收音机咿咿呀呀的声音,看着日头升起又下去……我甚至想起我的外婆,她也喜欢哼着歌,孤身在家常听收音机,也是如此般生活。
老人们面对镜头时并不像人们想象的,有那么多精力去诉说、声讨或控诉。与之相反,她们反复讲,“我说了不舒服”“年纪那么大了,有什么说头啊”“不想提了”……
不禁想起,很多人以为战场上回来的人必定有很多故事要说,然而德国哲学家、文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敏锐地观察到,刚刚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总是满脸疲惫,无话可说。
于是,重点不在于诉说,而在于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充满了力量。如余华所说: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当影像大幕落下,黑白字幕上出现韦绍兰老人家说的:“这个世界这么好,吃野东西也要留出命来看”。有多少人和我一样,眼中无泪,心却颤抖。
无果的诉讼
影像到此,思绪绵延。尽管导演表现得安静且克制,但让我想到的不止深情凝视。那些已然过去的伤痛,仅仅是以一种忍受而存在吗?我们看到了受害者——二十二正是此片2014年拍摄时中国内地官方登记的幸存的慰安妇受害者数量,虽然只是冰山一角,并且正在消逝(至影片上映时,只有八位老人在世)。那么,加害者呢?
数十年来,慰安妇幸存者多次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据不完全统计,自1991年到2010年,包括中国、韩国、菲律宾在内的亚洲各国被害者,要求日本政府赔偿并在日本作出判决的案件至少有九个。所有诉讼无一例外地周期漫长,不断上诉直至终审阶段,九个诉讼平均判决耗时长达9年。漫长的诉讼期间,年岁已高的受害者也即原告当事人,一位位地离开这个世界。
虽然在部分诉讼中,日本法院认定了侵害事实的存在,但所有的案件在终审时都以败诉或被驳回告终。败诉或驳回的主要法律依据,分别是已过诉讼时效、“个人请求权”缺失以及“国家无答责”。已过诉讼时效,是指《日本民法》规定追溯不法行为赔偿的时间若超过20年,则权利主体追溯的权利丧失。“个人请求权”缺失,是指日本法院认为“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而“国家无答责”,是指国家无义务对国家行为所造成的个人损害,承担任何责任或索赔。
国家之基础
战争以国家名义发动,继而给个体造成巨大灾难后,又以个人无权起诉国家告终,这个逻辑合乎理性吗?
按照自然法学派的经典阐释,在自然状态下的人民比在规范社会中的人民享受到的自由要少,他们会受到更多的骚扰。因此,才有将某种政府形式引入到人类社会组织形式中的通用做法,这便是国家和政府的起源。通过这种引入,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得以增加,他们各自得到比他们通过限制自己失去的要更多。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和政府才得其必要,进而具备合法性基础。
据此,国家权力在个人权利面前并无任何优越性,反而后者是前者的来源。有损害就有追责,这才是位阶更高的法律适用原则。
对加害行为的回避、推卸、厚颜和傲慢,正是恶的培育土壤和助推器。
承担,是获得谅解,进而可能获得尊重的唯一方式。
我们在深情凝视,我们不止于深情凝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