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謇
艺术博物馆的 历史与未来
张謇决心兴建博物院，与他1903年赴日考察实业和教育时，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和展览会有关。1905年从日本回国后，张謇很快向清政府呈上《上学部请设博物馆议》和《上南皮相国清京师建设帝国博物馆议》两份奏折。
《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谈到：“窃维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近今以来，政举事理，且骎骎为文明之先导矣。撢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然以少数之学校，授学有秩序，毕业有程限，其所养成之人才，岂能蔚为通儒，尊其绝学，盖有图书馆、博物院，以为学校之后盾。使承学之彦，有所参考，有所实验，得以综合古今，搜讨而研论之耳。我朝宏章儒术，昭示天下，诏开四库，分建三阁，足以远迈汉唐，岂仅蹠掌欧美。顾为制大而收效寡者，则以藏庋宝于中秘，推行囿于一隅。其他海内收藏之家，扃鐍相私，更无论矣。今为我国计，不如采用博物图书二馆之制，合为博览馆，饬下各行省一律筹建。更请于北京先行奏请建设帝室博览馆一区，为行省之模范……”
这份奏折中，张謇首先十分恳切地说明了建立博物院对于振兴教育、推进学术的作用。而后，他道出了中国自古以来从皇家到民间都有收藏的传统的事实，并抛出了一个很自信的观点：中国藏家所拥有的珍宝胜于欧美等国。但他又犀利地指出，中国藏家自古以来就习惯将私有物品进行“秘藏”，而正是这一行为严重阻断了文化普及和交流，使藏品所能发挥的社会和文化作用大打折扣。奏折明确建议创办博物馆和图书馆合二为一的设施，还提出在京城先建立试点，再将成功经验推广至地方各省的实施步骤。
《上南皮相国清京师建设帝国博物馆议》则提到：“楼右为储藏内外臣工陆续采进品物之地，当以天然历史美术别为三部”；“博览馆之建设，有异于工商业及他种之会场……历史美术二部以所制造之时代为等差”；“今所请求，则在内府颁发所藏，为天下先；再行谕令各行省将军督抚会同提学使，饬下所属一律采进。但此事不在官力之强迫，而在众愿之赞成……实有综合礼仪、保存文献之意，且使私家所藏，播于公众，永永宝藏，期无坠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