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还坚持着传统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刑事政策。这种刑事政策对打击一些团伙性犯罪，不无一些作用，但对于传销这种复杂的涉众犯罪，并不太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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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戕害生命，更能凸显罪恶的残酷。
关于传销，每一次悲剧的报道，都能点燃人们心中的熊熊怒火。然而，伴随着严打风暴的告一段落，这一活动往往又像幽灵般出现。尽管，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即发布《关于全面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其后又出台了刑法修正案、司法解释、行政法规，以及为数众多的红头文件，然而，传销活动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纠治。
与瞬息万变的现实相比，立法是一项相对滞后的工作。诚然，立法者也有超前的神来之笔，但基于人类知识和技能的有限性，总想要为一个未知的未来立法，就如同拥有“上帝之手”，其难度可想而知。大多数立法是对当下的立法，为了防备滞后，有的法律采取了立法抽象的对策，再通过司法解释等“二次立法”，才勉强跟上现实的步伐。
传销手段的不断升级，意味着立法、执法和司法应对，势必困难重重。仅是一个“取证难”，就足以漏过为数不少的传销犯罪活动。
从认识层面看，“重拳出击”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是，这个重拳究竟重到什么程度？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是，与之前的非法经营罪相比，这个新设罪名的刑罚尺度并没有体现“严厉打击”的立法意图。
现实中，传销活动所造成的犯罪后果之严重，远超非法经营对经济秩序的单一损害。很多时候，传销分子为了“深化效果”，往往还采取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绑架等犯罪手段，对被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实施赤裸裸的侵犯。在这种情形下，仍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处置，显然打击力度偏轻，难以体现罪责刑一致的刑法原则。
更不合时宜的是，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还坚持着传统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刑事政策。这种刑事政策对打击一些团伙性犯罪，不无一些作用，但对于传销这种复杂的涉众犯罪，并不太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