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国家之间的暴力文明演进路径外，国家内部对于暴力的文明制约或许更为有力。亨廷顿说，“文明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判断社会的标准”。文明的概念也为现代国家武力的生成、维系与运用提供判断标准，而其具体载体则体现为规则与法治。从一开始，人类构筑国家的目的，是保障共同体的安全，促进公共理性。一旦公共理性形成，就渐渐转变为法治系统，通过规则来规制武力和暴力。所以，自从国家诞生之后，经由战争孵化出的文明，就开始了反制暴力的漫长过程。其最终的目标在于：从暴力中发轫出的国家与法治，限制了暴力的等级和扩大，所谓“国家建设旨在集权，法治却在一旁掣肘”（福山语）。
当然，暴力的文明之旅是一个连续、且至今仍在继续发展着的过程。在武力与法律这两大政治秩序组件中，武力需要保障国家权力，而法律又要限制国家权力，国家建设和武力一直在紧张氛围中共存：战争（武力）催生了国家的诞生，重新排列了国家；国家（官僚制）的发展又反过来试图将游荡的武力组织收编，因为“暴力气氛所孕育的无数危险，时时都在威胁个人”。而国家将武力纳入法治体制当中，以实现对武力的控制，首先在于确立起足够文明的规则体系，既能够将武力的强化限定在正当的范围之内，又能有效剔除其非法暴力性的一面，激发合法秩序的生成。
这种规则，我们称之为——军事法。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