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春秋的故乡
“踏上火车的那一刻，我没有意识到，从此故乡没有春秋，只有冬夏。”张超的朋友圈的这句签名永远定格了。
从他离家上大学开始，他再也没见过故乡的春秋。
2016年7月毕业后，他与云南建投第六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六建”）路桥分公司签约。“当时孩子去云南也是看就业情况不好，着急签了约。”张国华解释说。
今年春节回家与朋友相聚，对生活鲜有抱怨的张超说起工作的地方没什么人，快递特别慢，或者天天看山看水也无聊。
回家后的张超第一次被催婚了。他第一次感受到与乡村文化的疏离，内向的他又躲不过亲戚朋友的好奇。
表姐杨柳问他，“啥时候带个媳妇回来？”他有些腼腆地说，“姐别担心了，会有的。”
8月12日，在云南六建负责招聘的段丽梅告诉记者，“张超刚离职一个月，他很能吃苦，工资涨得很快，领导和工友都喜欢他。”
云南六建路桥分公司总经理张宝曾在张超递交辞呈后找他谈心，想挽留他，辞职前张超每月的工资已达到5000元。
张超或许是回乡心切，编了话说自己是家中独子，父母希望他回乡成家，解决个人问题。张宝见劝说不动，也就在辞呈上签下同意二字。
6月29日，张超因早已联系好北京一家公司的面试，他从云南坐火车到北京。张国阳对此印象特别深，他五月就知道这个信息，但恰好29日当天他从北京去杭州出差，与好友擦肩而过。
他问张超为什么没有早点来北京相聚，张超答说前一天和之前的工友喝酒喝多了，当地的白酒度数高，平时酒量挺好的他也没招架住，所以迟了一天出发。
“我劝过他坐飞机来，虽然我知道他不可能坐飞机的，除非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张超唯一一次坐飞机是去年赶着去昆明的公司报到入职。
但张超到了北京之后，很快识破那家公司并不靠谱，“让他先交钱去朝阳区办证才能面试。”张国阳还劝张超，“别这么早出去工作，回家即使找到（工作）也不用着急去，难得回趟家。”
张超6月29日晚就上了回老家的火车，还让发小张锐隔天去郭屯镇上接他。
发小张锐在杭州做老师，正值暑假期间，他在家里照顾生病的母亲。6月30日早上五点，张锐如约骑着电动车来接张超回家。下午三点左右，张锐又跑去张超家里，跟他聊到将近六点。
在那次谈话中，“我能感受到他压力挺大的，但是责任心又特别强。他弟弟马上要上初中，父母都过了五十岁，还要照顾年过八旬的老奶奶，父母做起农活已有些力不从心，他知道养家的担子早晚都会落在自己身上。”张锐说。
西张楼村里住有1600余人，分成七个生产大队，张超家所属的二队有不到300人，“二队能出高材生，重孝，重仁义，否则在村里待不下去。”据张国阳介绍。“村里人的见识是读书人的工资肯定不能比在外打工的少。”
根据他好友们的回忆，张超有三份工作可选，一份是在济南，工资两千多块，但需要等一个月才能面试；一份在滨州，工资四千块，据称上海在滨州有个投资项目；还有一份就是“烟建”，介绍称有项目在天津，转正后工资六千块，有五险一金。对于张超来说，第一份工作等待太久，回报不高；第三份工作虽然不像第二份在本省，但好在满足离家不远的条件，工资相对高也成为最大的诱惑。
张锐在近三小时的谈话中特地提醒了他关于传销的事情，但他们对传销的认识不过是熟人拉熟人、亲戚拉亲戚骗钱，“张超从来没想到传销会害人命，也从来没有怀疑过通过网络平台投简历会不安全，或者说大学生群体普遍认可通过网站投简历的求职方式。”
7月1日，张锐陪母亲去济宁的医院动手术。他没想到，再见张超已经是和张国华一起手捧他的骨灰盒，“有点沉”。
张国阳也耿耿于怀，为何张超没在临行前告诉他们这个决定。他只要想到好友在被传销组织的人围困时无人搭救，内心就会泛起一阵阵痛楚。
在家十日，张超除了在网上投简历找工作之外，他还会帮父母下地干些农活。
张国阳说，“在村里人看来，年轻人就该出去，尤其家里那么穷的话，在家多待一天都是一种奢侈。”
“穷啊，小孩就是想赚钱。”张国华这样解释孩子急切去天津面试的原因。
无奈的抗争
“法律援助是什么……我看不用请律师，可以找人写个状子。”8月8日上午，张国华蹲在静海区刑侦大队门口的树荫下说。
“不成。”张国华的姐夫在一旁断然反对，他劝张国华，请了律师就不用来回跑了，否则不懂还瞎忙活。
早在7月23日，张国华就知道了李文星的事，两个孩子的情况有些相似，出身农村、求职心切、身陷传销、同天身亡。
亲属中有人将张超的案件爆料给山东本地的媒体。起初，张国华很是抗拒。但来人都说能帮助儿子讨回公道，他就变得半推半就起来。
他听从一家媒体的建议，给张家窝派出所打去电话询问案件进展，并录了音提供给媒体。“这些话其实警方之前也跟我说过，只是之前没录音，也是警方提供给家属的案件信息。”
8月7日，他到天津先后去了西青区张家窝派出所、静海区刑侦大队和经侦大队，一一问询。到他8月8日下午离开天津时，还没有得到答复。“据说把派出所接电话的小同志害得挺惨。”张国华有些内疚，也因而有了推论，“媒体知道越多，警方会说得越少。”
然而，他一边说着拒绝媒体的采访，一边还是忍不住跟电话那头的记者多说几句，“别人也不容易，都是关心咱孩子。”
更关键的是，他放不下对案件的诸多疑问，“到底是哪家信息平台让我儿跳进了坑？”、“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为什么我儿一米八三的个子，之前身体好好的，会在短短三天里因 中暑 身亡？”“他平时戴眼镜，为什么眼镜不见了？”
“我就想要个说法，”一转身他却又战战兢兢起来，“我也知道咱给政府添麻烦了……”张超的遗体停放在太平间时，原本要收一万六七的费用，西青区的一名法医找人给他减免了七千多，他心心念念让记者一定要在稿子里感谢那个法医。
张国华不愿白受人恩惠，也不愿占人便宜。从天津回到郓城的那天晚上，他到镇上面馆吃饭，老板了解他家情况，结账时没要他的钱，他坚持要给，两人就这么推让了半天。
当了一辈子老农民，张国华没想到半身入土时却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觉得儿子冤屈，自己憋屈。
从天津回郓城，他买了人生第一次的卧铺车票，但一刻都没有躺下，他老惦记着孩子念高中时的一件事。
那次郓城一中的老师打电话给他，说张超在宿舍里玩手机，他知道孩子是冤枉的，但他没有打电话给老师证明这个问题。他现在觉得有些后悔了，不该让孩子带一点点冤枉离开。（文中张国华、罗梅、张迅、张锐、杨柳为化名）
（原标题：谁害死了张超？贫困大学毕业生天津求职误入传销致死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