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海口8月13日电（记者李金红、卜多门）在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12日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的家中离世，终年90岁。
生前受尽苦难的黄有良阿婆。陈厚志图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以恢复她们的名誉。然而，经过长达近10年的对日诉讼之路，幸存者们在反复上诉与被驳回之间挣扎，最终均以败诉告终。日方法院虽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但以“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判决黄有良等败诉并驳回其上诉。
据介绍，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24位日军“慰安妇”幸存者、4个起诉案控告日本政府，原告方全部败诉。随着黄有良老人的离世，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原告均已辞世。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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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遭到日本军官的强暴时才15岁。那天，我正在家里干活，一群日本兵开着车到我们村子里放火、抓人。我和许多村民一起被抓到了藤桥日军驻地，被关在一个破屋子里，一个日本军官当天晚上就强暴了我。从此，我白天被迫干打扫卫生、洗衣服等勤杂事情，夜里则被迫陪日军睡觉……
一天晚上，三名日本兵来强暴我，这些日本兵借着酒劲疯狂地折磨了我一夜。我被折磨得起不了床，日本人就狠狠地踢我，让我起来干活,我躺在地上动弹不了。当晚，我就发起了高烧，并昏迷不醒。日本兵看我真的快不行了，就要把我活活给扔到山沟里去。家里人通过乡里的保长知道我的情况，就给保长送了很多礼物，求保长让日军放人，保长答应了。他找到了日本人说，看这丫头只要好好治疗一下死不了，不如叫她的家人把她带回家治病，治好了再让她回来继续伺候太君。日本兵也懒得把我的“尸体”扔出去，就让保长叫人把我抬回了家。
上海江湾的慰安所，照片由军医麻生澈男所摄（资料图）
我被家人抬回家一直都在昏迷，过了三四天才醒，在家人的精心护理和治疗下，我的病一天一天地好了起来。随着病慢慢地好了，我的心里却越来越害怕，家人也越来越不安。果真不出所料，日军让保长带信，快点把我送回去。父母非常着急，就又给那个保长送了很多礼。那个保长就给我们出了一个点子，就说我回来没几天就死了，然后让我家里装成做丧事的样子，并在村子旁边的一个荒坡上造了一个新坟。
几天过后，日军竟然派来了几个兵。我父母就说我回来没几天就死了。日本兵不信，我父亲就带着他们到我的新坟去看。
我拣回了一条命。
日军走后，我们全家知道假如日军知道我们在骗他们，我们全家都要被杀光。没办法，我们全家只有背井离乡，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后，我们才敢回家。
2001年6月，我在海南战争受害妇女支援会的帮助下，和陈亚扁等人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起诉日本政府。2001年11月28日，我又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庭审出庭作证。
慰安妇幸存者被乡亲嘲笑多年 9次怀孕才生下女儿
黄有良
从不向子女主动提起遭遇
有战争，必有伤痕。
黎族少女陈亚扁14岁时被迫成为慰安妇，开始了苦工和性奴间噩梦般的轮转。子宫变形让她8次诞下死胎，险些丧失成为母亲的权利。
随着陈亚扁的离世，曾经赴日参与诉讼日本政府的8位海南“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如今仅剩下黄有良一位健在。黄有良家中，墙上贴着的她们两人的合照。 摄 | 袁昌佑
黄有良也在14岁那年遭遇了同样的噩梦。世俗的嘲讽，伴着她从风华正茂的少女成长为形销骨立的老妪，又蔓延至儿孙两代，从未间断。
勿忘历史，勿忘伤痕。
《法制晚报》将目光对准她们。我们试图提醒，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空前盛世，仍有时间难以抚平的战争伤痕。
年老体衰不再出屋
当初8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赴日诉讼，现今仅剩2人在世。其中就包括88岁的黎族老人黄有良。
黄有良的体力已大不如前，她几乎不再走出位于海南省陵水县田仔乡乙堆村的十余平老屋。不足40斤的枯瘦躯体，蜷缩在一张漆色脱落的木床上，盖着薄毯。因为腰不好，她偶尔在床上坐起，但很快又得躺下。正午时分，她缓缓探下床来，猫着腰，整个身体以近乎直角的形态挪至床尾，端起凉在桌上的水喝了几口，又躺回床上。
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离世
“她的饭量已经很小了。”黄有良的小儿子胡亚前从镇上回来，进了自家隔壁母亲的小屋。黄有良共有三女两男五个孩子，因为胡亚前距离最近，经常照顾老人。
除了儿女的赡养，黄有良每月还有一两百元的高龄补贴和来自社会的不定捐款。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介绍，从2000年开始，该中心对发现的全国慰安妇幸存者进行援助，目前的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
被日军强征的慰安妇（资料图）
逃出慰安所后假装死亡
黄有良极少说话，但一口黎语却语速极快。想要直接了解她的故事，对来自北方的记者来说，并不现实。
田仔乡原文化干部胡月玲，曾对当地慰安妇幸存者进行过细致的调查。据其介绍，1941年，日军入侵了黄有良的家乡。当年11月，14岁的黄有良在收割水稻时被日军撵至家中并遭到性侵。之后鬼子夜夜上门，她只好躲进了邻居家。找不见人的鬼子就对黄有良的父母拳打脚踢，黄有良只能放弃躲藏和反抗。
转过年，鬼子又将她抓进了慰安所，年轻的黄有良在那里受尽欺凌。不少同伴因不堪折磨而自杀。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曾在《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一文中写道：“日军在战场或在占领城乡时，公开用暴力掠夺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也有秘密抢夺当地女子的。这种抢夺对于日军来说，既不需要付任何金钱，也省去了许多麻烦的手续。这种猎奴般的行为，遍及日军在中国的众多占领区。”
暗无天日的生活过了两年，一位村民壮着胆子向日军谎称黄父去世，央求放黄有良回家奔丧，她这才脱离了慰安所。之后家人在村里起了两个坟堆，假装是自杀了的黄有良和父亲的坟墓。随后，一家人连夜逃往一百多公里外的保亭县。直到日军战败，才敢回到家乡。
因自己遭遇孙子被嘲笑
可世俗的眼光，仿佛战争留下的伤痕，始终困扰着黄有良的儿孙。
胡亚前还记得年少时与人吵架时，别的孩子总以他母亲为话题，对他指指点点。虽然母亲从未主动向子女讲述过那段历史，他还是从旁人的嘲讽中听出了大概。他和兄弟姐妹也曾奋力反驳，终究无济于事。
从那以后，胡亚前在外忍气吞声，只要对方不是故意找茬，都尽可能避免争吵。就算受了委屈回到家，也绝口不向母亲说起，“毕竟又不是她故意的。”
“但这事又影响到了儿子。”胡亚前说，自己那一代受点委屈就算了，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老人的遭遇竟然会影响到孙子一辈。
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离世
胡亚前的儿子正在田仔乡中学读初三，奶奶黄有良的遭遇，也总被他和同学发生争执时拿来说事。虽然儿子很少主动向他说起这些，但童年的经历让胡亚前明显察觉，儿子正默默承受着与他过去相似的经历。
“真不知歧视会传到哪一代。”胡亚前坐在母亲床边，表情无奈。
陈亚扁
结婚后八次产下死胎
为治病独居养老院
见到黎族老人陈亚扁时，她正坐在敬老院的单间里吃饭。见有人前来，她立即起身，双手紧紧握住记者，操着方言，让我坐下。
陈亚扁所住的陵水县本号镇敬老院屋子很是敞亮。地板铺着瓷砖，锅碗日杂虽然繁多，但摆放得还算整齐。整个屋子虽有些局促，但干净而整洁。
这时，陈亚扁的女儿、50岁的竹梅英也骑车从十公里外的家里赶来。她几乎每天都要过来为老人煮饭煲汤，收拾屋子。
为什么要让88岁的母亲独居敬老院？
竹梅英解释，自从陈亚扁做了白内障手术后，身体就变得很虚弱，加之患有高血压、骨质增生和气管炎等痼疾，需频繁打针吃药。由于老人腿脚不好，而敬老院恰好紧邻镇卫生院，为方便就医，她才在去年12月将母亲送到这里。在民政部门的支持下，敬老院也不收住宿费。
逃出躲山里不敢回家
聊起母亲的情况，竹梅英还是讲到了她年少时对“慰安妇”的记忆。
在竹梅英懂事之后，村里总有人骂她的母亲是“日本婆”。就连同学，也会对她骂一些“日本人搞到你母亲”这样的粗言秽语。不明就里的她因此追问母亲，这才听到一个令她心痛的秘密。
1942年日军在海南陵水县广设据点，令汉奸到各个村寨强征民女。依靠汉奸组织，强迫良家妇女或强征妓女充当慰安妇，是日军当时惯用的手段。此前南京陷落时，日军就曾指示傀儡组织利用发放良民证之际，扣押数千名妇女，到东北等地充当慰安妇。
当时14岁的陈亚扁就这样被强征为了慰安妇。白天必须挑水、扫地、筛米、煮饭、干尽杂活，夜间被迫为日军唱歌谣，跳黎舞并提供性服务。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抽耳光殴打。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慰安妇’是失去自由的完全意义上的性奴隶。”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
但事实上，“慰安妇”被害者并不局限于中国。除日本本国妇女之外，还有大量来自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地的女性，甚至还有部分欧亚混血儿和少量苏联妇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慰安所遍及日军各处占领地，从中国黑龙江到马来西亚，但凡有日军的地方，都有慰安所这种“合法”的强奸中心。
苏智良曾在一次演讲中介绍，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认定日军慰安妇共约20万人，但该数据在中国饱受争议，因为这是在未对中国大陆调查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
“中国被日军掳掠充当‘慰安妇’的人数总计可能在20万以上。”苏智良在《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一文中写道。
就这样，陈亚扁在饥寒交迫中熬了三年。直到听说日本战败，她才和同伴仗着胆子逃出慰安所。但她没敢直接回家，而是躲进了山里，靠父母每天送饭赖以生存，“怕日本人又来抓啊！”
9次怀孕才生下女儿
在当时那个年月，被称为“日本婆”的慰安妇们饱受歧视。好在她后来嫁给了一位退伍军人，对方体贴宽容，让她免受二次伤害。
然而噩梦没有结束。当初的遭遇让她子宫变形，接连8次怀孕都生下死胎。丈夫陪她四处求医，第9次终于产下一个女婴，起名竹梅英。可随着丈夫1976年病逝，又只剩她与女儿相依为命。
母女俩数十年风雨相依，陈亚扁也逐渐成为枯瘦干瘪的老妪。2001年，她与其他7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一起赴日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恢复她们的名誉，并予以每人2300万日元的赔偿。
案件经过长达十年的诉讼，幸存者们在反复上诉与被驳回之间挣扎，最终均以败诉告终。日方法院虽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但以“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判决原告败诉并驳回其上诉。
陈亚扁右手的无名指和中指，分别戴着一枚金色和银色的戒指。这是她在日本诉讼期间，日本学生送给她的。之后她逢人便讲，这是日本人送她的礼物。“她就一直戴着，叫她取下来也不肯。”竹梅英说。现在在各频道播出的抗日剧，母亲从来不看，因为一看就会伤心。
如今，百病缠身的陈亚扁仍在向女儿念叨，如有机会还要把官司打下去：“有一口气在，一定要讨回公道。”
而当年与她一起赴日诉讼的一共8名慰安妇幸存者，如今仅剩2人在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