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千山
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这种历史现象被明末清初的一位著名学者发现并称作“积累莫返之害”，这位学者就是著名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兼教育家的黄宗羲，“积累莫返之害”也被后世学者命名为“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为什么会对税费问题研究得如此深入呢？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黄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代表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父亲黄尊素是一位深怀忧国忧民之心主张改革朝政的“东林党”刚直人士。
明天启三年（1623年），在家乡刚刚通过考试补为浙江仁和县（今属杭州市）博士弟子员的黄宗羲，随奉调入京升任山东监察御史的父亲入京读书。 受家庭影响，黄宗羲自小就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嫉恶如仇。当时明朝的政治极端混乱，朝廷实权掌握在以大宦官魏忠贤为首的一伙“阉党”佞臣手中。他们结党营私，为所欲为，穷奢极欲地攫取社会财富，反对政治改革和改良，疯狂迫害正直官员。
天启五年（1625年）初，魏忠贤大兴冤狱，逮捕东林党领袖人物杨涟、左光斗等六人，次年二月，又逮捕了周起元、高攀龙、黄尊素、周顺昌、缪昌期、李应昇、周宗建等七名人士，他指使其爪牙，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将他们一一害死在诏狱。43岁的黄尊素被害于天启六年六月一日，当时黄宗羲才16岁。 黄尊素被害的凶讯传到黄家，全家人无比悲愤。黄宗羲祖父黄曰中激励孙儿为父报仇，写了“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个大字贴在墙上，母亲姚氏则对他说：“你要明白我的心愿，就不要忘了爷爷贴在墙上的话！”黄宗羲痛哭受教，决心效法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的故事，卧薪尝胆最终向阉党报仇。
天启七年，朱由检即位，即崇祯皇帝。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黄宗羲赴京为父诉冤。当他到达北京时，崇祯帝已经镇压了“客魏”集团，平反了天启朝冤案，但阉党孽种尚存，黄宗羲与其它死难官员家属一道，追诉诛杀祸国殃民的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李实等魏党诸凶。审判结束后，黄宗羲与死难诸家子弟在诏狱中门共祭忠魂……
黄宗羲的入京伸冤，轰动了京城，也传遍朝野。年轻的黄宗羲，给人们留下了勇孝双全的深刻印象。
1628年秋，黄宗羲开始跟随名儒刘宗周（1578—1645）学习。此后两年间，他还四处交游，结识了张溥、陈子龙、吴伟业、周镳、钱谦益、陈贞慧等许多江南名士，1630年他还经周镳介绍加入复社，多次参加了复社、几社、读书社的集会活动。他重温父亲“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的遗训，“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发愤攻读经史著作，每日坚持凌晨起读，到鸡鸣三次才结束。此外，他还广泛阅读诸子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理、历法、数学、佛教、道教、音乐书籍。他自己家中的藏书不够读了，就到乡里的世学楼、澹生堂、千顷堂、绛云楼等处去抄书来读。
黄宗羲名声越来越大，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来交流、学习。黄宗羲不仅积极参加文学集会，而且参与了声讨南明政权中阮大铖之流阉党余孽的政治斗争。当清兵大举南下时，黄宗羲愤起反抗，与浙东诸多有识之士一道，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他组织起一支名为“世忠营”有3000多人参加的抗清队伍，后来他又联合太湖一带的豪杰，抗拒清兵达半年之久。之后，黄宗羲又渡海到舟山，和名士张煌言等继续抗清。满清对黄宗羲恨之入骨，悬榜缉拿他，黄宗羲只好带着全家四处避难，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其间，黄宗羲家两次遇火灾，儿媳、儿子、孙女也接连病死。清康熙三年（1664年），张煌言殉难，黄宗羲感到恢复明朝事业已经无望，于是改名换姓回到故乡，开始开馆授徒讲学，著书立说。
黄宗羲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深恶痛绝，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认为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黄宗羲提出了自己的赋税主张，提出定税的标准应以基层农民“为则”，征收田赋不强求一致，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黄宗羲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人民，民生观贯穿了他的一生，他要求“从俭而葬”，逝后葬在家乡余姚城东南龙山东南麓。
黄宗羲是我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之一。“黄宗羲定律”是描述农业社会农民税费负担的深刻论述，他指出的问题，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