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黄金期，那些从门阀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读书人，挟开拓万古心胸之豪气，凭借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繁荣，依靠印刷技术带来的丰富藏书，纵贯古今，横论百家，将我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事业推进到了一个空前发达的高度。其间，书院受到各方重视，总数达到720所，是唐五代书院总和的10倍以上，可谓多矣。两宋书院的发展各有特点，北宋以“天下四大书院”为代表，强化的是教育教学功能，书院作为学校的一种，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而“南宋四大书院”以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为代表的大师讲学，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昌盛，使学术与书院的一体化得以完成。从此，书院与教育、学术结合，开创出一种新格局、新传统、新制度，形成魅力无限的人格化特征，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一、书院替代官学的角色
宋初，久乱初平，长期被战祸压抑的民间教育诉求开始喷发，而这时的政府却无力兴复唐代旧有的官学系统。于是，历史赋予书院以替代官学的角色，在满足教育需求的努力中，强化着书院的教学功能。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起赵宋政权。为了巩固时时受到威胁的政权，统治者无心于文教；连年用兵又耗费了有限的财力，统治者更无力于文教。因此，宋初80余年间，官学没有任何新的发展，中央只勉强维持国子监与太学，大唐时代建立的州县乡党之学等一整套地方学校教育制度始终没有恢复，而处于一种基本瘫痪状态。
中央官学的不振，地方文化教育的瘫痪，极不适应海内承平、文风日起的社会形势，对于政府来讲，无处养士，也不利于政权的维系与建设。面对这种形势，有责任感的中国士人沿袭前代的做法，聚书山林，建院讲学，自觉地分担起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职责。北宋政府也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文教政策，一方面大力提倡科举，成倍成十倍地增加取士名额，试图收尽天下遗逸；另一方面又大力支持渐兴的书院。在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至仁宗宝元元年（1038）60余年的时间内，朝廷通过连续不断地赐田、赐额、赐书、召见山长、封官嘉奖等一系列措施对书院加以褒扬，培植出以岳麓、白鹿洞、睢阳、嵩阳为代表的“天下四大书院”，并且以其声名显赫之势，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集中体现了宋初书院替代官学的作用，以及由此而被强化的教育教学功能。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宋初对书院的提倡，是政府在短期内无力恢复造就治世之才的官学系统而采取的一种权变措施，可以说是迫不得已。这和唐玄宗的“广学开书院”有着极大的区别，唐代是锦上添花，宋初则是非此莫求。因此，一旦政府有能力兴学，它就会回到传统的养士“正途”即官学系统，而舍弃对书院的支持。这就决定了书院在宋初只是暂时充当替代官学角色的地位。
二、书院教育教学功能的强化
书院和科举结合，是其强化教育教学功能的最大表征。这种情势下的书院，下系于民，而上通于官，既是民众的求学之所，也是官府的养士之场。民间书院以读书应试而扬名者不少，湘阴县民邓咸所建笙竹书院，就是典型一例。它以训育族中子弟为主，接纳四方游学之士。结果，湖北江夏冯京、安州郑獬二人以负笈其中而双双高中状元，是为科场盛事，在士人的“美谈”之中，笙竹书院难免不被视为科举圣地。于是，加强教育，重视教学，以期培养更多的“状元”，就自然而然成为笙竹书院的自觉追求。社会期许使然，强化教学成了书院的必然选择。
官府视书院为养士之所，以应天府书院的事例最为典型。它的院舍虽由士人捐建，但成立则是奉朝廷诏令行事，教学管理皆由朝廷命官主持，学生享有解额特权。天圣三年（1025），应天府增加解额三名，到地方乡贡之年，书院学生直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更多。应天府书院既为科举考试的准备场所，如何教学生应试就成了平时教学的一项主要任务。而且该院办学几十年，学生累捷于科场，发迹成名者不绝于时。曾主掌书院教学两年，后来又主持庆历新政大兴官学的范仲淹，在其《南京书院题名记》中所津津乐道者，也就是科场题名。
总之，宋初书院无论官私，大多以其替代官学角色的身份，围绕着科举考试组织自己的教学，强化着自唐代以来即有的教育功能。书院教育功能的强化，还体现在讲学、藏书、祭祀、学田等四大规制的形成，书院内部结构日趋完备。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被强化的教学功能，决定了后世书院发展的主要方向是招生授徒，可谓影响深远。然而，也正是这种强化了的教育功能，带来了将书院仅仅看作是教学机构的错觉，甚至有将非教学的书院强行打入另册的做法，这对书院文化的研究是有害的。作为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书院所蕴含的内容是极为丰富多彩的，它有着众多的文化功效，我们不能将一种特殊时期受到特别放大的功能当作其全部功能看待。事实上，北宋后期书院的发展也出现了自别于教学一途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