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倩
“当时我有一种愿望，人应当像人一样活着，不能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活着，必须在黑暗中找出一条路子来。”曹禺曾这样评价自己的话剧《北京人》。
这部被赋予了觉醒和探索意识的作品不仅是曹禺最满意的一部，也被学者公认为他艺术水平最高的代表作。不同于《雷雨》的沉闷压抑，也不同于《日出》的绚烂和《原野》的阴森，《北京人》没有过于激烈的故事线索和戏剧冲突，它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中小人物内心的挣扎与斗争，弥漫着一种“闲适而又感伤、平淡而又深沉、凄美而又充满希望”的情调。在导演吴蓓看来，这正是她想把《北京人》改编为舞剧最原初的“冲动和灵感”所在。“我追求舞剧那种唯美、典雅、含蓄的调子，恰好《北京人》的原著有着这样一种相通的东西”，吴蓓说。
《北京人》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的四合院中，刻画了没落的曾家三代人的人物群像：虚荣迂腐的老太爷曾皓，懦弱善良的长子曾文清与他虚伪自私的妻子曾思懿，温婉隐忍、爱慕着文清的愫芳，年仅17岁的第三代人曾霆和包办成婚的18岁妻子曾瑞贞，寄居此处的人类学教授袁任敢与天真活泼的女儿袁圆……三代人各怀心事，在同一屋檐下勉强度日。最终，在曾家债台高筑、老太爷视若珍宝的棺材被抬走之际，曾文清吞鸦片自杀，愫芳和瑞贞离家远去。作为女性导演，吴蓓对《北京人》中的女性角色有着一种天然的、格外的关注。舞剧《北京人》建立在女性视角的基础上，对原有的情节进行了适当的删改，隐去了大量人物，转而将矛盾冲突的焦点聚集在愫芳、曾文清和曾思懿三人之间的爱恨纠葛上。尽管舞蹈向来有着“拙于叙事”的不足，但它“长于抒情”的优势却在这部聚焦人物内心世界的舞剧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体现。
舞剧《北京人》中，愫芳从一个墙角幽兰式的人物变为了剧情的核心。对她，无论是曹禺还是吴蓓，都抱有溢于言表的喜爱。曹禺曾言，“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成的”，而吴蓓则被她身上“表面平静，内心却充满波澜”的气质深深打动。从与文清惺惺相惜的爱恋，到忍辱负重的挣扎，再到最终醒悟、毅然离家去迎接新的天地，青年舞蹈家黄路霏用灵动婉约又富有力量的动作，将又果决的愫芳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个年代的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是很深重的。愫芳温柔善良，为了爱人忍让，为了同情的人牺牲自己，但最终她敢于打破这些禁锢，在当年尤其可贵。”吴蓓说，“我希望能借愫芳告诉当今的女性，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靠自己，而不是永远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女性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生命价值。”
不同于温暖光明的愫芳，曾家少奶奶曾思懿冷漠吝啬，伪善刻薄，是一个几乎永远被定义成“反派”的角色。吴蓓此次反其道而行之，对曾思懿给予了同为女性的理解和同情。曾思懿不只是封建礼教的代言人，更是彻底的受害者，她的悲剧，正是一个腐朽时代的缩影。在一段如同自我剖白的独舞中，曾思懿背靠一张太师椅，她正襟危坐，庄严古板，不容置疑，但这把太师椅同时也是一张牢不可破的枷锁，消耗着这个可悲女性的青春与生命，令她无法逃脱，只能溺毙在漫无边际的绝望中。曾思懿的自命清高，从始至终都带着一种强弩之末般的脆弱，正如她的扮演者刘芳所说：“曾思懿的恶毒是由封建礼教和家族固有陈旧观念造成的。其实她对曾文清的爱是深沉的，但是曾文清不爱她也是无奈的。包办婚姻这种行为使得她落入无限的苦难循环，她得不到曾文清的爱，甚至得不到所有的东西，可她又什么都想要。”
纵观全剧，舞剧《北京人》宛如一篇纯粹的散文诗。导演吴蓓想要追寻的“细腻、悠远”的情调，除了体现在哀婉感伤的情节线索中，更融入到了整台舞剧的点点滴滴。《北京人》的四幕分别有着一个诗意简约的名字：“枯井”、“深宅”、“古钟”、“瘾笼”，都极富象征意味。“枯井”一开篇，观众就能够清楚地望到舞台上一圈四合院的院墙。这段围绕起来的院墙既是曾家的深宅大院，更是一口了无生气的枯井，将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囿困于此。一身深绿色旗袍的曾思懿仿佛井中的一点青苔，晦暗阴森，牢牢地附着在曾家这方又小又深不见底的天地中。“瘾笼”则将老北京人深爱的鸟笼搬上了舞台，做成了一副巨大且华贵的“牢门”，门内是暮气沉沉的曾家，门外是晴朗无垠的天空，而这无疑让愫芳最终勇敢离去的举动更具鲜明的“走出樊笼”的觉醒意味。导演吴蓓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好的作品必须从艺术审美和艺术内涵上打动观众”，《北京人》正是这样一部弥漫着诗意的女性觉醒篇章。王一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