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碑文先叙后论再铭的常规写法不同的是，每件事功，范仲淹全部以“于嗟乎”的句式结尾，逐一赞评，比如在狄仁杰怒斥放纵将士贪暴甚至杀降冒功的平乱有功的宰相张光辅时，评论说“于嗟乎！孟轲有言，威武不能屈，是为大丈夫，其公之谓乎！”在狄仁杰二次入相前后，多次安抚百姓抗御外侵，范仲淹评述说，“于嗟乎！四方之事，知无不为，岂虚尚清谈而已乎？”肺腑之言，直抒胸臆，一语中的，直抵内心。最后进行总论，“卒章显其志”，并按照铭文格式进行终论。一般碑文，常常叙多议少，将对人物的褒贬全部蕴含在遣词造句中，自己的态度并不特地表现出来，以免理胜其辞。但细读全文，在作者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嗟叹中，我们毫无刻板违和之感，而从心底升腾起的崇敬之情却如火苗般，越来越旺。
究其因，离不开狄仁杰的功绩。汉代以来，“谀墓”之风盛行，借碑文夸耀门阀、颂扬功德，不惜虚文浮饰，甚至张冠李戴，欺名盗世，故为世人不屑。而狄仁杰，无论做县令，还是当宰相；无论主管司法，还是主政一方；面对的，无论是上司、酷吏，皇亲、国戚，甚至皇帝，他都是社稷为重，百姓为本，胆略过人，智谋深远，对时弊多有匡正，直到71岁病故前2个月，他还为国事操劳。换言之，范仲淹笔下的狄仁杰，不是拔高，全为写实。
这也离不开范仲淹的尊崇。公元1038年，范仲淹届知天命，由饶州知州转任润州，路经江西彭泽。约350年前，狄仁杰从位极人臣的宰相，被流放到此地当县令，不是乱作为，也不撂挑子，而是依然故我，尽心尽力。史载，狄仁杰赴任当年，彭泽干旱无雨，营佃失时，百姓无粮可食，他不顾个人境遇，当即奏疏朝廷要求发散赈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在彭泽，范仲淹拜当地人树立的狄梁公神像，读李邕撰写的《狄梁公家传》，听街头巷尾流传的狄梁公传闻，自然会联系到自己的报国之志和为民之心，也会联想到自己从礼部员外郎、除天章阁待制以及权知开封府，落职到饶州、润州地方任知州的坎坷经历，惺惺相惜，敬重之心油然而生，心潮澎湃，景仰之情难以自已，于是才有了这篇流传至今的千古碑文。
狄仁杰为民为国为李唐，堪为后世楷模。“前人之述备矣”，但似乎还不够。行仁义，尽忠勇，智不穷，其背后的根本动力在哪里？范仲淹归结为一个字：“诚”。文章后面，三次提到“诚”，一是力劝立储成功后的感慨，“于嗟乎！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其至诚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变乎！”二是对狄公功绩的总结，“岂非刚正之气，出乎诚性，见于事业，当时优游荐绅之中。颠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三是铭文赞语，也是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噫！非天下之至诚其孰能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