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有此财政指导思想的转变，咸丰同治时期的加征田赋、盐课等旧赋，开征厘金、洋税等新税种，铸造大钱、发行宝钞，举借外债，推行捐输，才能得到清廷理直气壮地大规模推行。厘金和洋关税开始大量征收，并在事实上超越田赋，成为这一时期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清廷的财政收支规模，也由咸丰初年4000万两增加到同治末年的7000余万两。可以说，由“量入为出”转为“量出为入”，成为这一时期财政指导思想最重要的转变。
清末，财政结构的变动幅度进一步加大。除了厘金和海关税收数量的持续增加之外，近代企业税也成为晚清开征的另一个新型税种，主要指铁路、轮船、邮政、电报等企业创造的收入，时称为“官业收入”。晚清时期，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和扩大税源，各种苛捐杂税名目迅速增加。“烟酒加税，盐斤加价，整顿契税牙帖”“凡肩背负，日用寻常饮用之物，莫不有捐”。在此基础上，晚清的财政收入规模变得更为庞大。据刘锦藻《清朝文献通考》等史料的记载，光绪前期的年财政收入为8000余万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1.05亿两，光绪三十四年为2.34亿两，宣统元年为2.63亿两，宣统三年的收入为2.97亿两，上升趋势明显。
当然，清末的财政支出也加速膨胀，军费、赔款、外债、官办企业，以及皇室经费等都节节攀升，此时的财政支出已经由道光时期的4000万两，膨胀至同治末年的8000万两，1899年的1.01亿两，1908年的2.37亿两，1911年的3.38亿两。同样是由于财政的窘迫，“量入为出”难以为继，清廷只得放弃旧有的财政高度集中管理体制，改变京饷、协饷和奏销制度，将部分筹饷权下放各省督抚，地方财政体系得到发展。笔者将其概括为从“国家财政”向“财政国家”的财政体制转型。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呼吁改变旧有的财政指导思想，采取“量出为入”的办法。例如王韬在考察英国财政制度时说，英国“所征田赋之外，商税为重。其所抽虽若繁琐，而每岁量出以为入，一切善堂经费以及桥梁道路，悉皆拨自官库，借以养民而便民，故取诸民而民不怨，奉诸君而君无私焉”。受此影响，1898年，户部在奏折中提出：“近时泰西各国每年由该国度支大臣预将来年岁用款开示议政院，以为赋税准则。”1910年，浙江巡抚增韫更是明确主张“量出为入”：“夫国家财政与个人经济不同，值此宪政进行，若不统筹全局，本财政原则量出以制入，必至财源涸竭，百举俱废，匪惟贻笑各国，且无以并立于二十世纪，可断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