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召开的上海“两会”宣布，今年全市将在去年“拆违”6000万平方米的基础上，再拆除5000万平方米的违建。而北京最新公布的官方数据也显示，今年前5个月，该市拆除“违建”超过2000万平方米，这是其全年“任务量”的一半。
对此，《经济观察网》近日刊文称：政策制定者抹去了北上广的生命力，认为：借助“行政手段”大面积地强制性拆违，是否合理，依旧值得思量。放在更大层面来考虑，这样的城市升级背后，事实上还指向更大的问题：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到今天，需要怎样的“大城市”？是外表鲜亮，却门槛极高而缺乏包容性的城市，还是那些面貌光怪陆离却敞开胸怀的城市？在文中，作者还引用一些专家的观点，认为：拆违治乱根本上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利益之争”，这一过程中总存在一定的“自私”和“短视”，需要管理者去反思、重新寻找到正确的城市化道路。
“自私”、“短视”、“缺乏包容”，给当前大城市疏解治乱贴上这样的标签，如此评价的依据是什么呢？按照作者的观点，对于规模经济认识的不足，事实上也造成了中国的城市政策一直偏向于控制城市化进程和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但规模经济才是城市化最需要发展的方向，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增加都市经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还可以推动城市转型升级。可是作者没有看到的是当前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规模经济已经高度发达，当前的疏解治乱正是清理整顿过往规模经济发展当中与城市定位不符的“短板”，同时推动人口、产业合理流动，进而促进周边地区规模经济发展的过程，毕竟，我们不仅需要北上广、还需要培育更多的地区中心城市，如此的城市化才会更合理。
按照作者的观点，依靠行政手段限制外来人口带来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无形中提前提高了城市服务业的成本。的确，当前一线城市中服务业的价格的确高于全国水平，但是，这并不是要保留“低端”产业的理由，毕竟，一线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也同样高于全国、对服务业“质量”的要求自然也会逐渐提高，如此一来，服务业价格上涨也属于正常现象，如果因此而否定清理低端产业的工作，难免有些牵强。
在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各项工作中，以城市环境资源承载量为考量是管理者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之一，出于大城市水资源承载能力限制、治理城市交通拥堵压力、城市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的需要，管理者才会在疏解低端产业、疏解人口上多下了一番功夫。但是文章认为，大城市病而更多是城市规划不当造成的，而不是人口流入带来的，作者如此分析也许更多的是“纸上谈兵”，如果不是多年来人口流入的速度远远超过城市规划、设计者的想象，那么“大城市病”问题远不会到现在如此严重的地步。因此，及时开展清理整顿、结合现实科学规划城市发展蓝图也是被“倒逼”出来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