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办事处，一个就是现在采访所在地，就开在路边，大家都知道我在这里，找我很方便。另外一个地方在也不远，有90平米，为什么找这么大地方呢？我们知道香港寸金尺土，土地很贵，但我却坚持要大的地方，就是要给居民做活动。有人在这里活动，就有一种归属感；在这里凝聚一班人，在这里练书法、唱歌、开夜总会，这个社区就有一个凝聚力。而居民有什么事情，就当场反映给我听，很快、很直接，我们马上按照他们的需要去督促政府把事情做好。
记者：立足于当前新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形势，香港未来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是如何的？需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
吴锦津：未来我看主要是整体规划。比如具体到湾仔区而言，我们就有一个整体计划，利用加路连山几万平方尺的地。区议会一直在讨论如何发展才最符合湾仔区的需要。现在确定，就是基于湾仔区缺乏交通交汇点，造成很多小巴在铜锣湾路边停靠等客，造成很多污染和道路拥堵的现实，加以整体改善。我们希望利用新地做一个交汇处，把小巴总站、巴士转乘都放在里面，上面盖一些住宅、商业用房，再放一些社区需要的东西在上面，再建设地底人行隧道去连结地铁。这些都在讨论之中。区议会的功能就是要把地区需要反映给政府，使之在决策的时候多一点考虑。
记者：在二十年中，您所亲身经历的最令您印象深刻的大事件是什么？
吴锦津：像SARS、金融风暴，对我们香港人来说都是最大的冲击。但我们感觉，面对这样大的冲击，我们还有狮子山精神，同舟共济，很快就恢复过来。我非常佩服SARS期间、特别是医疗界前线人员，牺牲自己生命，去维护香港的卫生环境。金融方面，我们经过一个金融风暴、一个金融海啸，都对香港冲击很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中国做后盾，这样的冲击对我们真是没顶。因为有祖国在后面支持，我们一关一关地过。所以香港的发展离不开祖国的支持和政策的配合。
我们香港百多年来经历过两次经济转型，第一次在解放前后，很多资金和人才来到香港，开设工厂，我记得那时我还小，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在穿胶花、做家庭小工业，繁荣从那个时候开始。第二个是80年代以后，香港因为工资太高、土地太贵而导致工业北移，把技术和资金带到祖国去，本地发展金融服务行业，高峰时造就了“纽伦港”。但到目前，也遇到瓶颈，十多年前我们大学生入职时一万多块，今时今日也是一万多块，这说明我们香港没有新的经济引擎去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