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就像打开了一个巨大的能量罐，改变的是整个世界的面貌。中国经济的潜力一直在那里，是改革开放让中国重新回到了其在世界中应有的位置。”查尔斯·弗里曼三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弗里曼现在是咨询公司鲍尔亚洲集团常务董事、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本世纪初他曾担任美国助理贸易谈判代表，专门负责对华贸易谈判。
弗里曼来自一个同中国渊源颇深的家庭。他的父亲小查尔斯·弗里曼（傅立民）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曾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担任首席翻译，并在上世纪80年代出任美国驻华使馆公使。傅立民的曾祖父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助手，并曾在清华大学任教。弗里曼的姐姐卡拉·弗里曼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中国问题专家。
1981年6月，17岁的弗里曼随前往北京工作的父亲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对记者说，那时候出现在中国街头，他感觉有点“陌生”。“当时，中国民众看到我这样的外国人，充满了好奇，因为在此之前，我们身处两个非常不同的世界。当我走在天安门广场，还有人主动上来跟我练习英语。”第一次中国之旅，弗里曼去了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兰州等多个城市，但因为当时北京还没有太多国际学校可供选择，年轻的弗里曼不久后就离开了中国，没有继续同父亲一起在中国生活。
因为工作原因，如今弗里曼经常前来中国。在他看来，改革开放40年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变化，体现在民众的心态和生活方式上。“个人生活有了更多选择，普通人变得更加开放、自信。我有很多中国朋友，常常相互联系。今天，接触外国人、同外国人交朋友，对中国人而言是生活中非常自然的一部分，没有人再为此感到奇怪。”
2000年前后，弗里曼先是在香港一家研究机构工作，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一起研究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问题，此后又在美国国会工作，参与推动国会通过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2002年，弗里曼正式出任美国助理贸易谈判代表，专门负责对华事务。当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才刚刚两个月。
“那时候我就认为，只要坚持开放，中国经济就一定会迎来飞速增长，因为但凡阅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人类历史的多个时段，中国的经济产出都占到了世界的30%到40%。不过不得不承认，我没有想到这一切会发生得这么迅速，也没有想到普通中国民众能够如此迅速地适应这种巨大的转变。40年的时间并不长，而今天的中国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变化是令人震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