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枪支暴力泛滥,无论是否在校园,是枪的问题,但更是人的问题。可以说,联邦宪法的刚性约束、国家基因中的枪支文化、联邦制下的政策、甚至是特殊利益群体的驱动,共同塑造了枪支泛滥的顽疾。有统计显示,1949年以来美国导致10人以上死亡的23起枪击案中,12起发生在2008年之后即所谓的“后金融危机时代”。这就意味着,“人的问题”其实是美国当前在政治、经济、社会族裔等众多层次矛盾所积累的不良情绪。而在整个美国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易发期之后,校园治安问题只是一个表象而已。
自去年10月1日拉斯韦加斯枪击案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严格控枪:59%的民众同意更为严格控枪,不同意者仍为36%。但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阵营的意见是:仅有31%支持,63%反对。在如此关乎美国普通民众基本生存利益的议题上,两党及其相应的选民群体却仍延续了势如水火的极化与撕裂。
而在撕裂民意的驱动下,民主党阵营反复强调严格控枪的一劳永逸,特朗普等共和党人则高调讨论治安议题。所以,“人的问题”更在于两党在枪支问题上各持己见,丝毫无法在妥协的基础上共同迎接任何可能的进展。
于是,美国史上最惨烈的校园枪击案,根本无法构成一个转折点,最多是又一个节点或痛点。它虽令人痛心,却在血淋淋的美国枪支泛滥史上,添上一个新的惊叹号和无数个无奈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