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枪支暴力几乎贯穿了美国的2017年。1月6日，佛罗里达州东南沿海的劳德代尔堡机场枪击案致5死8伤；6月14日，距美国首都华盛顿仅约7英里的一处棒球场发生枪击，包括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在内4人受伤；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仅1个月后，德克萨斯一座教堂内又有26人命丧枪口之下。
每起恶性枪击案总会激起美国社会围绕“控枪”的争论。但现实是，全国步枪协会代表的巨大商业利益，深入人心的宪法第二修正案，以及美国部分地区浓厚的拥枪传统，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注定了“禁枪”这一选项短期内几无实现可能。
另一方面，美国现行的枪支管理体系也存在漏洞。得州教堂枪击案的嫌犯戴文在空军服役期间曾偷窃枪支并试图对他人进行人身威胁，而被军方开除。由于空军未将这一情况告知司法部门，戴文得以通过背景审查，顺利购得枪支。此案发生后，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部分参议员罕见地共同推动一项旨在强化全国范围内购枪背景审查系统的立法，以防止类似戴文的情况再次发生。可见，撇开“禁枪”这一目前难有结论的话题，在封堵现行枪支管理制度的漏洞方面，美国政府仍然有作为空间。
面对难以驱散的恐袭威胁和层出不穷的枪支暴力，有分析指出，无论是反恐还是控枪，无论应对顽疾还是新患，归根结底都在考验着美国的国内安全治理能力。(马德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