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正骊说，这个项目，校长承担了和当地人的大部分沟通协调工作。然而，一次学校要拉电线，她没听校长的劝告自己去和工人谈，结果多花了很多钱。“到现在为止，这还是我最后悔的事情之一”，黄正骊说，“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即便你的项目是慈善性质的，仍难免遭遇当地人猜忌。”
黄正骊还提到发生冲突的风险：这所学校所在地区居住着50万人，基本都是铁皮房子，道路狭窄，一台吊车进入都会像外星人一样引起所有人注意。不怀好意的人可能会借此做些文章，将这样的大型机械视作一笔巨额捐赠，或者看作外来者的入侵。所以，稍有不慎，工地上的人就会成为几十万人的公敌。
黄正骊在非洲也听到过对中国搞“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她说，和西方宣称的中国式造城在“殖民”非洲不同，数据显示中国更多是承包者和承建者，而非出资者。正因为此，中国承包商不仅面对成本难题，还被置于冲突最前沿。
黄正骊建造的学校在当地被亲切地称作“北京小学”。为了节省成本，所有材料都是从中国进口。虽然最开始希望可以有技术输出，但受限于当地客观条件，技术复制并没有成功。
“贫穷”，中西规划师有不同理解
在广州设计师团队的规划中，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由于莫桑比克的纳卡拉与楠普拉正好可以对应“深圳与广州”，团队创造性地借鉴中国经济特区建设经验，提出按梯度、分层次划定“纳卡拉走廊经济特区”。
“对比非洲之前的城市规划，这个规划更有目标性与可实施性。西方规划师更强调原则，注重公平，本次规划结合了西方经验的优势，重视本地文化与自然现状，并融入中国特有的规划模式，可以说是一次‘当地特征国际标准 中国模式’的全新经验输出范式”，广州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规划设计二所所长李开猛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李开猛对比了中西设计理念，认为中方与西方规划师对“贫穷”的理解存在差异。“较多的西方规划师认为贫穷是阻碍非洲城市发展的最大现实，但中国规划师认为贫穷是阶段性问题而非结果。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发展经验（对非洲）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中国的规划理念更讲究可落地和可实施性。”
在设计过程中，专家们制定了较为明确的经济发展目标，路网、功能组团、生态基础设施等都围绕该目标展开。李开猛说：“我们相信，有新产业和投资进入，贫穷就会逐步改善。我们认为，中国经验要在非洲发芽，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创造出他们对更好生活的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