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应对气变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主要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动因。
首先，在施政主体上，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在利益上与传统化石能源企业关系紧密，强烈主张革除限制美国能源产业发展的“不必要的减排约束”，而且其执政后又任命了多位与其观念高度切合的阁僚来具体落实其政策构想。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中的多位阁僚具有石油行业的从业背景，他们的利益关联网络决定了他们对化石能源产业及相关企业的利益诉求极为敏感，致力于为它们扫除各种发展障碍。
其次，在国内经济层面，特朗普政府力求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同时降低新能源所带来的消费成本、社会成本和财政成本。特朗普多次表达了对煤炭工人大面积失业悲惨处境的同情，发誓采取多项举措“结束奥巴马对煤炭的战争”。特朗普团队认为，使用新能源所带来的消费成本、“扼杀”传统能源岗位的社会成本以及对新能源补贴的财政支出成本提高了美国经济的运行成本、降低了民众福利、积聚了社会矛盾，因此，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大力开发廉价的化石能源、打破对化石能源开发的制度限制以及减少对新能源的补贴来逐渐改变这一现状。
最后，在国际战略上，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复兴传统能源来打造美国的国际“能源优势”，以此获取新的财富和权力。相比之前历届政府对“能源独立”的强调，特朗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创性地提出了打造美国“能源优势”的战略构想，迫切地希望能源能够成为美国经济霸权的又一根权力支柱，力求通过能源出口获取新的财富和权力。他提出美国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能源，对此政府要推行全新的政策以支持大力开采这些能源，由此不仅能带来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和数万亿美元的财富，还将使美国的能源出口到其他国家并基于此来影响他们。在特朗普的推动下，美国“能源优势”的构想正在快速实现，即美国正在转变成为一个能源出口大国，这必然意味着美国减少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承诺。
《光明日报》（ 2017年11月19日 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