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内华达州的前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当年在支持枪支管控措施时说：“很少有哪件事能得到９０％美国人的赞同。”然而，美国却见证了民意在利益集团面前的渺小。

警方在拉斯维加斯枪案嫌犯身旁和住所搜到至少３５件枪支等武器。能自由携带如此多武器，除州法律允许外，还有一个全国步枪协会“罩着”。在美国的选举、游说体制下，这个拥有４００万会员、十分活跃的游说组织能深刻影响大选、地方选举选情，甚至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其强大势力和影响，间接为枪案打开制度性“绿灯”。

全国步枪协会等游说集团在不断“绑架”、利用美国政治。控枪还是不控，是民主、共和两党争斗的热点。结果，即使是有限的枪支安全立法，在国会也寸步难行。多年来，不少议员还在推动从各个方面扩大持枪权。控枪问题政治化，继续在社会延伸。

拥枪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美国形成根深蒂固的枪支文化。但问题在于，时代变化了，有枪未必能保平安，却很可能被利用制造惨剧。枪患成为美国社会分裂的一个现实，如果不能达成社会共识，控枪就无法成为一种理性自觉。结果，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却有着过时、独特而危险的枪支文化。持枪人的任性，代价却是无辜者的生命。

在这样的制度现实中，枪能不能控，是显而易见的。没有生存的安全感，就没有生活的幸福感。对美国社会整体而言，残酷枪击案增加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现实焦虑。而当人们叩问体制中的缘由后，却增加了困惑。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日的拉斯维加斯，悲剧重演，美国伤逝，而解决问题的答案却仍在风中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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