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资金，我们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美国政府的债券回报率非常低，如果去除掉通货膨胀是负利率，美国股票市场泡沫很大，风险很高。我国这3万亿美元储备当中一部分资金可以用来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资金。只要这些项目选择好，回报率会相当高。展望未来，我国的经常账户每年还会有几千万美元的盈余。在资金投入上，我国有优势。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以后是不是能致富，决定于有没有产业发展。前面谈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非常少，少数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抓住了国际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从农业经济变成现代化的制造业经济。二战以后，日本发展起来是抓住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失掉比较优势，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到20世纪60年代工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降低，当时亚洲四小龙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发展制造业，成为新兴工业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抓住了当时亚洲四小龙工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转移的窗口机遇期，我国也发展起来了。现在中国已经是中等偏上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很快将变成高收入经济体，让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逐渐失掉比较优势需要向海外转移。谁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就有可能像我国和东亚经济体一样快速发展起来。
但这一次跟前面几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窗口机遇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量上的不同。比如60年代，日本开始向外转移，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930万。80年代，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时，韩国制造业雇佣人数是230万，我国台湾是150万，香港是100万，新加坡是50万。这一次中国大陆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1.24亿，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雇佣的人数达到8500万。从这个统计指标来看，我国实际上创造了一个足以让“一带一路”沿线60几个收入水平在我们人均GDP一半以下的国家，再加上非洲国家，同时进入到工业化、现代化的窗口机遇期。如果他们解决了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就有可能抓住了劳动密集型转移的窗口机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