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找当地政府反映，需要经过多少人转告，才能联系到一位红坳村本地人。魏鹏更多时候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甚至联系新闻媒体。“别说我们了，那些大的工业园都对这土堆有意见，但最后谁说都没用。”
土堆最终“长”到了海拔185米，红坳村的海拔只有30米。
教室里的空位
红坳村北面不远处是培英学校，滑坡后的第二天，这里一些教室的位子是空着的。经过学校工作人员统计，共有40多名学生的家庭受到了滑坡事件的波及，其中5名学生处于失联状态。
根据年级不同，培英学校每学期的学费都在几千元左右，但仍有众多打工者将孩子送到这里就读。学校工作人员觉得，这恰恰反映出家长们对孩子教育的重视。
“不光是把孩子放在老家舍不得，也是因为这里的环境。”王永权坚持，不同氛围对孩子成长的重要。他很骄傲，孩子自小至少吃的都是进口奶粉，连来接送的校车，也是时髦的“黄鼻子”造型。
洪念江失联的这几天，大儿子情绪始终低落，他好像有些后悔曾惹得父亲恼怒的那件事。大儿子天性聪明，却对读书没什么信心，才上到初中就执意退学。洪念江发了几次脾气，最终拗不过，还是从了儿子的意思。
学校的老师说，类似的情况并不多见。近几年，培英学校学生的流动率已降到了10%以下，多数还是因为家长工作变动的原因。
但重压之下，仍有需要面对选择的时候。向太木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专门用来送几个孩子上学。这情景曾让不少邻居感动，觉得他虽然担子不轻，却始终乐观。
到今年暑假，魏鹏遇见向太木16岁的大女儿，询问她初中毕业后的去向，女孩却是支支吾吾。细问一下才知道，原来为缓解家里的压力，她已放弃学业出门打工了。
培英学校里，家庭受滑坡事件影响的孩子们已逐渐复课，校方也开始了心理疏导工作。但有些问题，却不是言语可以解决的。
被埋的洪念江留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他家在深圳的亲戚不少，可各自家庭也都有着不小的压力。两个孩子究竟是留在这里，还是返回老家，这个问题让大人们苦恼不已。
离去的泥头车
滑坡发生那天的上午，魏鹏仍看见泥头车排队开了过去。待烟尘和尖叫声散去，队伍不见了踪影。“有的跑了，有的可能就埋在这土下面了。”
魏鹏曾经觉得，堆在身边的渣土和老家的耕地很像，都是深色的、软软的。但他没想到，有一天，这看似熟悉的土壤，会淹没自己的生活。
土堆下面原本是一个小院子，几间平房里是些穿着迷彩服的“工作人员”。魏鹏只听说，每车渣土的价钱是两三百元，但交费的环节并不在现场完成。
夜晚时分，也常见“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指挥着排队进入渣土消纳场的泥头车。
滑坡发生后一个星期，红坳村周围冷清了下来。根据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政府鼓励受影响企业在异地恢复生产。一些租住在附近的工人已经打包行李，准备去往他处。那些还在现场忙进忙出的企业员工，也多是商量着如何尽可能地搬走厂房内的设备。
魏鹏依然要留在深圳，小到逢人称呼“老板”、吃饭前先拿茶水烫烫碗筷，大到以效率和质量取胜的商业规则，他已习惯了这座城市的一切。
向太木已经萌生去意，但他每天仍越过封锁，赶到土堆上自家的位置，只是希望再见上父亲和孩子们一面，不论生死。
黄为宝则已打定了主意，他要在附近再找份工作，尽力给黄小龙的女儿最好的环境。“不然拿什么养活我的小孙女，这是我儿子留下的血脉。”
12月26日是遇难者的“头七”，这天一个简短的悼念仪式在滑坡现场举行。与此同时，渣土的转运工作也已开始，泥头车经过的地方依旧泥泞，只不过是驶向了相反的方向。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为化名)
文/记者刘汨王晓芳张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