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那些地，就是勉强够个温饱。”两人离开老家后，都已不再拥有耕地，但他们并不太怀念那样的生活方式。有了一些积蓄后，向太木回过家乡两年，怎奈尝试养殖业失败，他重返深圳、定居在红坳村。
外来者不断涌入，红坳村本地人也顺应形势，改变着生存方式。
30年前，作为归侨的陈平定居红坳村，那时这里还是农村的本来模样。直到改革的风潮渐近，长凤路南面的菜地被厂房取代，厂房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了工业园的规模。
“有些能力的人开始盖房，租给打工的人。”陈平口中的出租屋并不缺少租客，即使周围工业园多设有宿舍，但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仍希望拥有自己的个人空间。一个独立的房间月租不过两三百元，价格已算得上低廉。
这股盖房的势头，不只局限于被滑坡殃及的工业园周边。在事发后警戒区的东北角，那里原本是红坳村民居的位置。如今，一片片整齐的平房已消失大半，取而代之的是高矮不一的出租小楼。一些墙体上还张贴着招租广告，一些搭着脚手架、正在兴建当中。
红坳村已基本没有什么土地可以耕种，唯一一片长凤路北面的田地，也是租给了来自省内其他地方的农民。让陈平颇有微词的是，随着出租楼的兴建，原本宽敞的道路变得有些逼仄。
同时发生着改变的，还有红坳村南面的那片没有名字的山丘。起初是一座采石场开设在那里，不断的开凿中，一部分山体逐渐被挖空，凹下去的一块，好似一个巨大的“容器”。
两三年前，采石场停工，人们发现“容器”有了新的作用。每日不断有卡车运来渣土，倾倒进山体凹下去部分。
山脚下的谋生者越聚越多，山上的渣土也越堆越高。
外来者的生计
滑坡发生后几天，几家工业园里的企业在政府组织下，可以进入现场查看各自厂房的情况。进场的要求很严格，每次仅限五人，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魏鹏也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但至今未能如愿。
魏鹏不是没想过进入规格更高的工业园，但他自觉还负担不起那里的租金和规模。他把打工者分为三个层级，最初是在企业做工、争取学到一门手艺。沿河路9栋的邻居小龙就是处在这个阶段，他在工厂中半月白班、半月夜班，大部分的收入都被用来补贴家用。
之后就是像魏鹏自己这样，开着一间不大的工厂，手下四五个工人多是同乡关系，但也常要亲自赶工。“我离那种不用自己动手的老板，还差着不少。”
王永权家亦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他的父亲就跟人合伙买长途客运车，家里拥有全村最大的黑白电视机。此后早早就来到南方发展，收破烂赚钱的那几年，他家也赶上了最好的光景。
即使这几年行情不好了，在红坳村附近，他家同样是收硅胶做得比较大的一家，父母和姐夫负责收货，王永权的妻子在家里管账过磅。“虽然我们搬来这里没几年，可是父亲的生意关系都在”。
几家工业园周围的出租楼房和铁皮屋，恰是为了魏鹏和王永祥家这样的“小业主”所准备的。每平方米15元的月租，紧邻通往外面的道路，出入货都很方便。操着南腔北调的人们聚集于此，做着家具、石材，又或是废品回收一类的营生。
但也并非所有务工者，在行当的选择上都能有着不错的运气。来自河南的洪念江每隔几天就要来红坳村收购一次泡沫塑料，滑坡发生前半小时，他和妻子刚到达山脚下的废品站，此后就再没了消息。
五年前来深圳，他经熟人介绍做起收购泡沫塑料的生意，运回家用机器分解成颗粒出售，一斤泡沫塑料获利五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