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是问题导向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问题导向”。从某种意义来说，依法治国被列为四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也是“问题导向”的结果。四中全会形成的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将进一步厘清改革与法的关系。
“改革首先要有个框架规划，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这个规划是集全党智慧、征求人民意见形成的改革决定，一定要有法律依据。三中全会之后，一些地方也暴露出了冒进的苗头，希望突破现有法律、加速推进改革。这是非常危险的。改革必须依法进行，破坏制度带来的恶劣影响和后果，远比现有的制度问题带来的后果严重。”张恒山指出。
张恒山具体分析称，对于司法体制改革，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这对破除司法地方化有积极意义，但与《宪法》的一些规定有冲突。
《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里规定的“各级”是指县、市、省三级，不是专指省级，“如果马上推行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省级统管，那么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在地方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问题上，是何种角色呢？”
司法改革应当坚持依宪改革的原则，《宪法》的规定应当遵守，在此前提下可行性较强的改革方法，只能是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有关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提名权的相关规定，从提名权而非任免权角度推进改革。目前，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已被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满传也表示，从去年至今，国务院各部委取消了几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有些事项后面，就注明修改法律后再执行。
针对良性违宪、违法的说法，张恒山认为，法律是人民的意志、党的意志的统一，是执政者和人民的共同约定。约定可能会有问题，但要修改，必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各级党委、政府只有执政的权力、行政的权力，没有立法修法权。“在法律没有修改前，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突破宪法和法律。任何以改革的名义去突破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是非常危险的。”
在王香平看来，改革与法律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关键是要把改革和立法决策更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法治将对改革起到引导规范作用，另一方面法律可以固化改革的成果，是对改革的保障。“司法体制也需要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实现司法的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