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教授用流利的英文质问道：难道葛维宝教授忘记了奥巴马总统拒绝执行尼加拉瓜仲裁案的历史了吗？美国常讲依法治国，但“态度要诚实，不能在全世界面前玩把戏”，难道国际仲裁庭可以裁决主权吗？是仲裁庭不懂法、不尊重法律精神吧？现在仲裁庭的费用都是由菲律宾承担，可谓“出钱的人声音大”，仲裁庭只听了菲律宾单方面的片面之词。1995年中菲两国就有共同声明，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和解，仲裁庭做判决，结果导致谈判消失。易教授最后幽默地问：“现在我的学生问我，仲裁庭的仲裁员是否是法律界的专业人士，我很难回答。”易教授的反驳令美方哑口无言，而转而谈论其他次要议题。
“如果是一场辩论赛的话，中方完胜”
第三环节聚焦“南海问题务实解决思路与建议”更反映出两国的未来分歧。针对戴秉国“给南海降温”的表述，芮效俭一方面表示美方应当反思自己的言辞，停止公开谈论南海问题，另一方面说中国也应尊重海洋法框架，不要老拿历史性权利说事，要知道明清时期闭关锁国，历史上中国已放弃南海权利。
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教授立即反驳道，中国谈的历史权利不是追溯到明清，而是追溯到1947年中华民国的11段线，毕竟所有临时国界是在二战之后确立。黄仁伟还纠正道：把仲裁庭的决定说成国际法，是误导；美国是最大军事大国，老派航母到南海，如何要求其他国家不军事化？
如何防止危机出现？黄仁伟认为，中美要定期通话，继续海上相遇规则的对话，要通知对方在这方面的巡航和战舰通过、军事演习或其他活动。美方说制止过菲律宾的冲动，但不能偷偷地做，而对中国的批评却动辄借用媒体，很高调。
黄仁伟的建议得到美方响应。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格雷格森认为，美国不应再公开谈论航行自由行动，这让中国公众感觉受辱、下不了台。美国战略预测公司地缘战略分析副总裁罗杰·贝克提出，应当恢复共同开发，建立南海联络处实现信息共享等，以此缓和南海冲突。
为期一天的讨论，信息量相当大，交锋也很直接，几十位发言者相当踊跃。在场的几位观察员纷纷表示，中方准备充分，立论扎实，占据道义至高点。有人说，“如果是一场辩论赛的话，中方完胜”。
解决南海问题的三个“Ｃ”
在对话的最后，两家主办方代表做了总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前总统特别助理包道格坦言，举办这场对话会是经过仔细和反复利弊权衡的。他认为，这场对话会是坦诚、富有创造力的一次成功的会议。
笔者在总结中以故事开头，赞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作为现代智库的前辈与老师，对中国智库不断提供帮助与合作机会，然后话锋一转，谈到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应向卡内基学习。因为在现代化与国家崛起方面，美国是老师，中国是学生，但老师也应包容学生超越老师。南海问题部分折射了“老师”美国无法包容“学生”中国海洋力量的崛起。全场不少美方嘉宾都会心地笑了。
接着笔者建议，管控南海分歧至少要有三个C：communication(沟通)，coordiation（协调）；cooperation（合作），即双方在智库、媒体层面多沟通，在南海政策方面多协调，在南海生态、反恐和“一带一路”方面多合作。美方学者都为此报以掌声。
本次对话在平和却又深刻的讨论中圆满结束，被许多在场嘉宾视为一次中国主动塑造国际话语权、给美方释疑解惑的重要案例。不少外媒也报道了此次会议的相当多重要内容，让美方清晰地知道中国意图，起到了风险管控的作用。
通过这轮对话，笔者越来越觉得，南海问题不只是南海各方的利益之争、法理之争，更重要的，还是思想之争、话语权之争。而南海的思想与话语权竞争源于国家的海洋战略意识与国际维权意识，也源于智库研究能力与国际运作能力。
正如戴秉国前国务委员铿锵有力的讲话：“希望美国恪守在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上不选边站的承诺，认清中国和平崛起、无意争霸的战略意图，停止介入南海有关领土问题，与中国共同建设性管控分歧。”中国对南海问题的解决应当比美国更有底气，因为美国缺乏基本法理支撑与根本的利益诉求，而时间与道义都站在中国这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