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布韦的困境，乃至不少摆脱殖民统治非洲国家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都来自这么一个问题：一方面，非洲人民对西方长期奉行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义愤填膺；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又大都控制在白人手中，这些白人的几代都生活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当地人了。
因此，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和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大不一样。其复杂性在于：白人农场主只占津巴布韦人口的1%，但却控制了津巴布韦70%最肥沃的土地，但他们从事的是现代农业，掌握了现代技术和遍及世界各地的销售渠道。
穆加贝把白人农场主赶走了，他的老游击队员出了一口气，但这也赶走了那些掌握了现代农业技术和销售渠道的人。津巴布韦现在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这固然有自然灾害、英国的刁难以及西方国家对它的制裁等原因，但其过激的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防“左”
1985年8月28日上午9点40分，邓小平穿着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走进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吴学谦外长和周觉部长助理开始给邓汇报。邓问吴外长：“我上次见他是1981年？”吴说：“对。”邓说：“那次见面，他有点牢骚。”
1981年那次访问时，性格倔强的穆加贝当着邓小平的面表示，不能理解中国对毛泽东采取的态度，对文革遭到否定也颇有微词。那时候，邓就了解到穆加贝的激进，曾经提醒他注意，中国自己因左倾激进而蒙受的巨大挫折。
随后，听完汇报，邓说了一句话：“看来他头脑有点发热，我就谈谈我们自己的教训吧。”
10点缺3分的时候，穆加贝一行抵达大会堂东门。
亲切寒暄后，进入正题。一开始，邓就用很肯定的口气对穆加贝说，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中国的事情“做得非常好”。比如，土地改革，“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
当我翻译出“土改”一词，穆加贝微微点了一下头，也许这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的众多追随者当年就是冲着他“分田分地”的口号，参加他领导的武装斗争的。
中国“从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邓提高了一点声音对穆加贝说。
他首先提到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我们的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邓坦言，“使我们受到了惩罚”。
“在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穆加贝听到这段话时，一直皱着眉头，似乎有一种不完全相信的感觉。他问邓，中国是如何克服这种危机的。
邓说，“那时，我们党和毛主席的威望很高，这是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我们把困难如实地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穆加贝频频点头，他对毛泽东主席是非常尊重的。
邓接着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通过这样的努力，到1962年，我们就开始从困难的情况中恢复，1963年、1964年情况比较好”。说到这，邓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口烟，补充了一句，“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
邓接着和穆加贝谈起了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这些极左思潮”。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左二为张维为教授（本图片为作者提供）
防“右”
邓接着就开始谈另一个话题：防右的问题。
他主动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十分愉快的会见，说：“我们1981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我注意到穆加贝频频点头，但他在点头中似乎也期待着邓作进一步的解释。
随后邓又转到了他最常谈的话题：改革开放，“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
小岗村的十八个红手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