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给邓小平做翻译，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当时的总理穆加贝
因为穆加贝比较“左”，邓小平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跟他讲“左”给中国带来的教训，特别讲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讲了一句很重的话，说“我们受到了惩罚”，后来穆加贝在去机场的路上跟我说，“惩罚”这个词很重呀。邓小平也对公有制占主体做了解释，对于穆加贝不太理解的“利用外资”，邓小平说，“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工资，国家可以拿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把合资企业中间的社会主义成分一项一项剥出来，我当时还是第一次听到，说明邓小平对所有制问题的深入思考，也为我们后来的公有制改革，包括今天讲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打下了基础。
会见中，邓明确讲除了要防“左”，也要防右，邓讲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讲这四条，一气呵成。后来穆加贝1987年再次访华，还是我做的翻译，那次邓也讲了四项基本原则，但毕竟又大了几岁，邓是讲一条停一下，等我翻译，当中还有“这个”、“这个”，穆加贝后来还问我“这个”是什么意思。但他自己反复讲了这四项原则，这显然是他深思熟虑过的东西。在这之前他见坦桑尼亚总理，他也解释，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为了一个目的：保持中国的稳定。他说没有四项基本原则，亲西方的自由化就将冲垮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邓对这一点看的非常清楚。但同时他对每一条都做过解释，这不是僵化四项原则，而是充满活力的四项原则。比如他讲坚持党的领导同时也说改善党的领导；他讲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他也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实事求是。实际上，在西方许多大学里，上马克思主义课是很时髦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课程做成颇有品位的东西，对很多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把马克思的东西真的当做学问去做，他们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现在大学里的基础政治理论课，效果往往不好，有时候甚至变成反宣传，这值得我们深思，马克思主义不能是一种僵化教条的东西，这也是邓小平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邓小平讲得就更多了，他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新的意义。
这次会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尽管邓小平做了这么多的解释，穆加贝还是不放心，他说我们第三世界的朋友还是希望中国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觉得邓小平真的有点不耐烦了，他直白地说，“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并说，这个机器是有力量的，如果出现严重的违背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要把它扭转过来。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邓的底线思维，他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最坏的打算，包括后来的八九政治风波。邓小平不会允许公开挑战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那场政治风波的问题一直比较敏感，很多人都避着不谈，但我一直说，我们讲道路自信，什么问题都不必害怕。我自己长期在国外生活和工作，这个问题也回避不了。
今年6月初，我们去牛津大学开中国模式研讨会，BBC还在播1989年那场风波，所以我演讲完了，人家就问那场风波你怎么看，还是用所谓的民主与专制的话语来质疑我们。我说我来跟你讲，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当时中国有两种政治力量，一种是一批学生所代表的，他们心中的英雄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当时也正好来北京访问，学生打出的口号是“今天的苏联，明天的中国”，英雄凯旋般地欢迎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当时的观点是政治改革压到一切。中国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在当时的知识界，这个口号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另外一种力量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政治力量，他认为苏联这样做是愚蠢的，一定要把改善民生放在第一位，其他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都一定要服务于这个目的，照搬西方模式，搞政治改革压倒一切是愚蠢的。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这两种政治力量没有办法妥协，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悲剧，但重要的是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认同邓小平的观点，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只要保持稳定，经济上奉行比较开明的政策，至少70%的中国人会感到高兴，中国人勤劳，只要有政治稳定和比较开明的经济政策，人民和国家都会富裕起来，这叫雪中送炭，然后再一步一步锦上添花，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我这样解释，英国人或多或少听懂了。中国今天取得如此巨大的奇迹，都是以政治稳定为前提条件的。
会见中又谈到了香港，邓小平就说希望能活到1997年7月1日看到香港回归。穆加贝说你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的。邓小平说，那得看看马克思批准不批准，邓后来还加了一句话：“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邓小平的坦率和幽默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再讲一下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给领导人做翻译有一个好处，有时候领导人见完外国客人后会随意地发表一些评论。我当时已经离开外交部了，苏联解体以后我问过外交部的老同事，我说邓小平有没有私下评论过戈尔巴乔夫。他说邓还真说过：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实际上很蠢。这个评论真是十分到位。1996年戈尔巴乔夫居然有勇气去参加俄罗斯竞选，得票率不足1%。1990年我去过苏联，戈尔巴乔夫正在推动大规模的政治改革，但是莫斯科商店里空空如也，95%的柜台是空的，剩下商品中95%的商品是要排队购买的，而且排长队。
我去年去了云南红河自治州一个贫困县下面一个乡的小卖部，它的商品都比1990年代莫斯科红场最大的百货商店要丰富。俄罗斯的朋友当时跟我说了一个笑话，说戈尔巴乔夫干得太差了，有一个人说，我要把他给干掉，他就带着枪去克里姆林宫，但很快就回来了，人家说你完成任务了？他说没有，他说克里姆林宫前排着长队，人手一把枪。我后来把这个故事写入了《中国触动》一书。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雄心勃勃地推动所谓的政治改革压倒一切，但苏联经济已经崩溃。现在很多回忆录已经出来了，苏联当时经济崩溃到什么程度？最后戈尔巴乔夫不得不给老布什写信，求借两百万美金，因为公务员和军队的工资都发不出了，老布什说不行，你还要继续改革，结果国家就崩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