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和邓小平在一起
这张照片是金日成和邓小平在一起，放这个照片是想回忆一段往事。我是1983年进外交部翻译室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刚进去时我们的级别还比较低，当时就出现一个矛盾，我们自己翻译的东西自己不能看，属于绝密文件。但翻译要熟悉领导人的讲话，熟悉他们的思路、口气、惯用语、引用的诗词等，翻译室领导就请示部领导，后来我们这些新手被破格允许阅读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
邓小平1982年与金日成的几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当时朝鲜经济非常困难，金日成跟邓小平说，我们想尽办法克服自然灾害，巴基斯坦总统哈克将军曾说，巴基斯坦的科技人员发现鹌鹑蛋营养比鸡蛋要高两到三倍，所以我们现在更多地养鹌鹑，这比养鸡更划得来。我觉得这是很新鲜的事，但邓小平没有特别的反应，而是说：我们的重点还是放在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他回顾了1978年9月访问朝鲜之后，在中国东北一路视察时所讲的一些话，现在一些学者开始研究邓小平的这个“北方讲话”了。“北方讲话”中有几点非常关键，一是提出要解决思想，要恢复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二是明确讲了社会主义不是贫穷，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这段话收录在《邓选》第三卷里：“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大多数地区处于贫困状态，这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另外，当时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华国锋主席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当时习惯的说法是要把这个运动“进行到底”。邓小平说什么叫“进行到底？”他说“我看半年差不多了，运动的时间不能过长，把班子调整好就可以了”。为什么？他希望尽快把整个国家转入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轨道。
他当时就提出了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到长春市，他跟长春市的领导人说，是不是要考虑让政府变成为发展经济服务，这是1978年。另外他还说，我们关起门来不行，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他到大庆参观，问大庆有没有计算机，大庆当时有计算机。他问：你们的计算机每天开启多少小时，得到的答复是每天两个小时，他说这怎么行，这和拨算盘差不多，计算机要搞一个计算中心，24小时开放，形成一个网，可见他当时的思想已经很超前了。我回顾这一段历史，虽然不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就是想说明这么一点当其他社会主义或者前社会主义国家考虑的还是小打小闹，技术性的改革调整，邓小平已经在考虑根本性的问题，要进行思想路线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现在回头看，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自己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模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朝鲜和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基本是维持计划经济，引入有限的市场调节，但总体收效不大，经济仍然属于贫困型。苏联和东欧是第二种，是激进改革模式，其实他们也尝试过小打小闹，但包括走得最远的匈牙利等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没有迈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步，最后也没有成功，再加上西方话语的忽悠，他们就干脆完全采取了西方模式，激进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旧的体制瓦解了，搬来了西方的多党制和市场经济，结果还是没有搞好。苏联解体时，俄罗斯经济规模比中国还大，今天整个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满打满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我们今天仅外汇储备一项，就是四万亿美元，比俄罗斯的GDP和中东欧的GDP加在一起还要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模式是稳健改革模式，效果比保守改革模式、激进改革模式都好，好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