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全球历史，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从起步到腾飞，大都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
反观中国自身，从一个贫困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几百年的时空被压缩在几十年的坐标之内，必然呈现传统痼疾、时代矛盾叠加交织的局面。
马克思说，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从北京市中心向西北方向出发，驱车100多公里，就进入河北张家口境内。这座紧邻北京的城市，所辖区县被列入国家级贫困县的，占比超过六成。
对此，学术界用一个刺眼的名词来描述——环首都贫困带。
繁华都市与贫困乡村“比邻而居”。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源，正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地区对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视不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过于向城市倾斜。
如果说一些地方发展的重心倾向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发展理念的偏差则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苍茫雄浑的祁连山，近年来承受“千疮百孔”之痛。
矿产资源违规开采破坏地表、水电站无序建设截断河流、污染企业偷排偷放埋下“污染炸弹”……原来的西北生态屏障伤痕累累。
问题背后，是一些地方发展理念之殇：长期注重经济建设、忽视其他领域建设，注重GDP政绩导向、忽视社会全面发展，注重追求显绩、忽视久久为功。
问题背后，还有体制机制的羁绊。
北京，国家博物馆。
透亮的玻璃展柜内，来自天津滨海新区的109枚行政审批公章被永久封存，逐渐褪去了鲜红的颜色。曾经，这里的每一枚公章都是一道通往市场的“关卡”，牢牢束缚住企业与市场的活力。
只有把权力关进笼子，才能还市场更大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