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因为监管的难度较大，再加上利益丰厚，触碰红线者“前赴后继”。
从2009年，第一位因老鼠仓获刑的韩刚，到2014年获利最多，达3700万元的苏竞，再到老鼠仓竟然亏损8.45万元的钟晓婧 ，个中百态，最受伤的，还是广大基民。
此外，今年1月，上海证监局公布的一份《关于辖区基金公司及子公司 违法违规情况的通报》，向我们揭开了，除了老鼠仓之外，基金行业的更多乱象。
例如未按合同要求进行操作、未经允许擅自加仓某一产品、操作失误以涨停价格买入股票…
在这份通报中，野马财经还注意到一个情况，即“基金经理无合理理由长期授权基金经理助理进行投资操作”，简单来说，你以为把自己的钱交给了一位成熟、靠谱的基金经理，但其实，操作的可能只是一位学徒，甚至“实习生”…
杨晓晴分析，的确存在一部分“挂名”基金经理，一种情况是“挂名者”多为市场明星基金经理，其影响力有助于该基金的募集；另一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助理基金经理管理经验还不足，需要借助“老带新”起步，等到新基金经理成长到有能力全权负责时，老基金经理便可退出。
其进一步强调，针对第一种情况的“挂名”，虽然没有明确的法规对此监管，但本质上还是一种不诚实的宣传；第二种情况的“挂名”可以存在，但本着诚信的原则，最好向投资者说明情况。
其实，回顾这些现象，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如此出现重大损失，谁来担责？
的确，市场上并不乏乌龙指投资者索赔获胜的先例，对于老鼠仓等行为，“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投资者亦可申请索赔，只是，问题在于，实践起来的难度，到底有多高。
……
由于基金持有人高度分散，有的基金达五六十万人，召开持有人大会的成本及难度均很大，重要事项审议所需要的50%以上表决权很难凑齐，因此持有人对基金公司实际上较少监督与制约；而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托管人，基本上是“无为而治”的态度，地位超脱，监督不多。
证券投资基金在一只股票股价高位接盘的情形在市场上并不鲜见。一个场景在市场口口相传：在热气腾腾的桑拿浴房中，谈判的双方“坦诚相见”，没有录音或者泄密的可能，希望基金接盘的机构开出价码，“每接我一股，我给你个人一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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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财经》杂志《基金黑幕》中的两段原文，写于2000年。
十七年前的文字，如今读来，不知道你有怎样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