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设上限和下限？设下限是必要的，如果突破了底线，突破了潜在增长率底线，就会出现周期性失业，下限是保民生的一个基本需要。如果超越了上限，就意味着一定是采用了经济刺激的办法，这样会导致增加的流动性无法进入实体经济，最后流向了那些和竞争力无关的产业，导致经济泡沫。
现在最应该操心的不是增长速度，而是经济风险，我们不希望出现风险，所以要有下限、上限，如果做得好的话，我们能争取得到一个“L”型轨迹。要想得到长期的“L”型轨迹，就需要采取诸多改革措施。
一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产生两条明显的供给侧效应，首先可以提高劳动力非农产业的参与率。许多农民工20岁之前进城打工，到40岁的时候因为没有城市户口，缺乏长期预期，就会一点一点退回农村，至少损失了20年的劳动参与率。其次清除了制度性障碍，劳动力会继续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
二是“三去一降一补”。既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把资源配置得更有效率，还可以提高资本的回报率。
此外，教育、培训、增强人力资本、生育政策调整都可以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在需求侧也会有所帮助。比如农民工市民化会扩大消费者的总规模。
总的来说，无论是短期的“L”型轨迹，还是长期的“L”型轨迹都要靠改革，不能靠刺激。刺激只是“V”字型而“V”字型是有风险的。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降低企业综合成本须推动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挣不挣钱，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创造附加值的能力，二是成本的控制。如果创造高附加值的能力强，企业就会有竞争力，哪怕成本高一点也能承受。从微观的角度看，对企业也是一个考验。成本的控制既取决于企业自身，也取决于外部环境、体制机制，这不是完全由企业能控制的，与经济发展的阶段、经济形势的变化联系在一起。
当前，企业、行业及整个经济都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都在爬坡过坎，这个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创造附加值的能力还不是很强。整体来看，中国仍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端，企业、行业附加值还不高。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挣钱就相当困难，因为利润会比较薄。
另一方面，成本又上升得比较快，有些成本是到了这个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不是通过政府的努力可以解决的。比如人工成本的上升是经济进步的一个表现。如果工资不涨，那么经济的发展目的就丢掉了。还有环境成本，过去环境成本相当一部分是由社会来承担。一些企业在排放方面没有达标，有的污染物直排了，对企业来说节省了成本，但是体现在社会成本上，环境变糟糕了。控制污染对于企业来说毫无疑问，治污成本就得上升，这种成本上升不可避免。尤其在这个阶段，环境成本上升比较快，如果企业不能消化，就会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
还有一些成本的上升与体制机制有关，比如融资成本问题，由实体经济与金融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不顺导致的。现在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比较难，在金融体系中自己转，变成了钱生钱的游戏。首先要考虑为什么它不愿意或不能进入实体经济。这与金融体制有关，金融的垄断性还没有完全打破，尽管我国的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提升，但金融的垄断性依然存在。另外，金融监管方面，分业监管带来的监管套利会吸引相当一部分资金在金融体系中转圈。如果监管套利能获取利润，资金何必要去实体经济领域？因此，融资成本高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不到位密切相关。对于传统制造业来说，用电成本比较高，但是电价居高不下。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个奇怪现象，一边是电厂产能过剩，另一边电价很高。这就与行政性垄断联系在一起，说明改革还不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