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应该操心的不是增长速度，而是经济风险，我们不希望出现风险，所以要有下限、上限，如果做得好的话，我们能争取得到一个“L”型轨迹。要想得到长期的“L”型轨迹，就需要采取诸多改革措施。
●一方面通过改革使企业有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降低五险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通过金融体制改革，降低融资成本，通过物流体制改革降低物流成本，通过行政性垄断改革降低用人成本等等，创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只有推进改革，有了更好的营商环境和更好的体制机制，才能增强企业创造附加值的能力，扩大企业利润空间。
●对于那些对实体经济没有好处的金融创新，要有一定的控制。特别是在监管能力跟不上的时候，金融自由化的进度应该受到一定控制。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等著名专家在参加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2016”时从经济“L”型增长、降低企业负担、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阐述了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
中国经济增长有望实现两个“L”型轨迹
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判断形势，遵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引领它，用正确的促进方式，我们有望实现两个“L”型的轨迹，一个是近期的，还有一个是稍微长期一些的。
首先，我们不能指望“V”字型的经济复苏，原因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不是过去能够带来“V”字型复苏的需求侧问题，而是供给侧问题。如果说人口红利是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现在它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用这种动能回到原来的增长速度上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到达峰值，从2011年开始负增长。而且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次劳动力短缺的高峰，时间大概是在2017年左右，劳动力短缺的趋势不可逆转。
人口趋势不光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经济增长，还通过劳动力供给短缺、工资上涨等影响经济增长。单位劳动成本等于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成本就提高，加速向发达国家靠拢，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就会下降。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本是靠新成长劳动力来改善的，不断的新鲜血液，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如果这部分人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存量的人力资本低的特征改善的速度就慢。因此预测人力资本的增量也是下降的。资本的回报率也相应下降。这些都是从供给侧降低潜在增长率的因素。
我们以前预测，2010年之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10%左右，“十二五”时期平均为7.6%，“十三五”时期，在没有进行改革和经济刺激的前提下，潜在增长率平均是6.2%。潜在增长率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导致的，因此我们不能假设有一个“V”字型。
中国经济“V”近中期就有一个“L”型轨迹。“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下限和上限应该是什么样的？下限是按照“十三五”时期测算的，假如什么都不发生，正常趋势下，平均是6.2%。上限是在正常趋势基础上增加一些可能的改革红利，比如生育政策的调整、供给侧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可以使“十三五”时期平均达到6.7%。
设想一下，如果从明年开始改革红利逐渐显现，不用太高，今后四年平均保持在6.5%，最后会逐渐向上限靠拢。如果是这样的话，和这两条上限和下限相比，这条线接近于一个中近期的“L”型轨迹。从中近期看，“L”型轨迹的取得也得靠改革红利。
